十元纸币
十元纸币
一个阴沉的初夏早晨，堀川保吉无精打采地上了车站月台。他无精打采倒也不是为了什么大不了的事，只是裤兜底只剩下六毛多钱让他不高兴。
当时堀川保吉总是缺钱用。教英语的薪水一个月只有六十块钱，虽说另外写小说能挣点儿外快，但是即使在《中央公论》上发表，稿费也没超过九毛钱。当然了，一个月交五块钱的房租，一顿饭花五毛钱，要是只是这些花销的话钱倒也够用了。可是比起爱打扮来，他更爱摆阔，至少在经济的意义来说这是事实。书是必须要买的，埃及的烟也是必抽的，音乐会的椅子也是要坐的。除了朋友之外，也得和女人见面，至少一星期肯定要到东京去一趟。受这种生活欲望所驱使，他经常要预支稿费，或是靠父母兄弟照应。要是钱还不够花的话，他会抱着大型画册到门口挂着红灯笼、客人很少的土墙当铺里。可是现在已经没有还能预支的稿费，父母兄弟那儿吵过架以后也这还不算，连纪元节花十八块五刚买的礼帽也出了手……保吉在拥挤的站台上走着，总觉得有闪着光泽的漂亮礼帽在眼前晃动，礼帽的圆筒上好像还模模糊糊地映现出当铺窗上的灯光，还有窗外盛开的木棉花——这时他的手碰到了兜里那六毛多钱，梦顿时就破灭了。今天才混到十几号，发工资是每月二十八号，所以要收到写着堀川教官字样的工资袋算起来还要等两个礼拜。可是他迫不及待地盼望着要去东京的日子就是明天。而且他想在东京和长谷和大友一起吃饭，买在当地没有卖的油画笔和画布，还想去听德国演奏家梅伦道鲁普的演奏会。但是面对着六毛多钱他只好断了这些念头。“明天哪，去他的吧。”
保吉为了解愁想抽上一支香烟，可手往兜里一伸，凑巧一支也没有了，他越发感到了坏运气的恶意微笑。他凑到了站在候车室前的小贩面前。小贩带着绿色的制帽，脸上有几个浅麻子，一副老是无聊似的样子望着挂在脖子上的盒子里的报纸、糖果什么的。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商人，而是妨碍我们生命的否定性精神象征。保吉对这个小贩的态度，今天也——不，应该说只有今天才感到了坐立不安的焦躁感。
“给我朝日。”
“朝日？”
小贩仍旧耷拉着脑袋，好像谁得罪了他一样反问：
“报纸？还是香烟？”
保吉感到自己的眉头被气得直抖：
“要啤酒！”
小贩好像被吓着了，他直盯盯地看着保吉：
“没有朝日牌的啤酒。”
保吉觉得这口气出了，他转身就要离开小贩。那么，要买的朝日怎么办？算了，朝日香烟抽不抽也无所谓。把可恶的小贩收拾一下比抽了哈瓦那雪茄还舒服。他好像忘了裤兜底里那六毛多钱，抬腿往站台前面走去，那样子就像在瓦格拉姆战役中取得伟大胜利的拿破仑……
也许是石头也许是泥土形成的灰色断崖，高高地耸向阴霾的天空。断崖的最高处看不清是草还是树，隐约看上去一片灰蒙蒙的绿色。保吉一个人在断崖下无精打采地往前走着。在火车上摇晃了半个钟头，然后又不得不在满是沙土的路上走差不多半个钟头，对保吉来说可以说是永久的痛苦。痛苦？——不，其实不是痛苦。惰性的法则不知从什么时候已夺去了自己的痛苦意识。他每天只是机械地在无聊的断崖下走着。受地狱业苦并不见得就是我们的悲剧，我们的悲剧在于我们已经感觉不到地狱业苦是业苦了。他现在就每星期一次从业苦中解脱出来。可是现在裤兜底里只剩下六毛多钱了……
“早啊。”
突然朝保吉打招呼的是首席教官栗野。栗野大概有五十多岁了，是个皮肤黑黑的、戴着近视眼镜、背微驼的绅士。本来在保吉供事的海军学校教官都穿着已经过时的青哔叽西服之外，从没穿过其他什么样式的西装。栗野也同样穿着青哔叽西装，带一顶新草帽。保吉有礼貌地回着礼：
“您也早。”
“挺闷热的啊。”
“您家小姐怎么样啦？好像听说她生病了。”
“谢谢，昨天已经出院了。”
走到栗野面前的保吉就像换了个人似的，态度很是殷勤。这一点儿也不是假客套。他对栗野的语言天才佩服得是五体投地。年有六十的栗野教官现在正在教拉丁语的《凯撒战记》。他当然会英语，除此之外，他还懂好几种近代语言。保吉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明白了栗野也许不是个Asino（笨蛋）——不过，反正他正在读这个名字的意大利文的书，对此保吉是惊诧不已。然而保吉之所以对栗野心怀敬意还不光是因为他的语言天才。栗野的确有那种敦厚的长者风范。每当保吉发现英语教科书上有难解之处，一定会到栗野那儿去求教。所谓难解处，当然是为了节约时间，还有些时候他连字典都懒得查，干脆就直接去找栗野。当然这个时候在栗野面前，礼节上他还要拼命装出自己真弄不懂的样子。栗野总是轻而易举地把保吉的疑问给解决了。但是，当问题太简单了的时候，保吉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栗野假装着想答案的虚伪样子。栗野把保吉拿来的教科书放在面前，嘴上叼着息了火的烟斗，总是先沉吟一番。然后宛如忽然得到了上天启示一般，招呼着保吉：“大概是这样的吧。”一下子就把问题解决了。保吉为了看这样的表演，为了听与其说是语言天才不如说是伪善者的教导，不知道有多尊敬栗野教官。
“明天就是星期天了。现在还是一到星期天就去东京吗？”
“啊——不，明天不去了。”
“怎么了？”
“其实——这个，没钱哪。”
“又开玩笑了。”
栗野略微发出了几声笑声，从他茶褐色的胡须下可以看到他的犬齿，笑得很矜持。
“不管怎么说，你除了工资之外，还有稿费，收入颇丰嘛。”
“开玩笑了。”这回说这话的是保吉了。而且他觉得自己说的比栗野说的要坚决得多。
“我一个月的工资你是知道的，六十块。一张稿纸的稿费九毛钱，就算我一个月写五十张稿纸，五九四十五才四十五块钱，更何况给小杂志的稿子其实一张只给六毛钱上下。”
保吉一下子来了精神，拼命地解释卖文糊口是如何不易。他的解释还不只是解释，他那与生俱来的诗人气质更是夸张。日本的戏剧家和小说家，特别是他的朋友只能安于贫困潦倒的生活。长谷正雄不喝日本酒而喝便宜的一种鸡尾酒。大友雄吉和他太太租了一间五平方多米的阁楼住着。松本法城打结婚以来过得可能稍稍顺心了点儿，但是他们夫妇到现在还是经常出入于烤鸡串店。
“真是Appearances are deceitful（外表靠不住啊）。”
栗野的附和让人弄不清他说的话到底是开玩笑还是当真的。
不知不觉他们已经走到房屋拥挤的街道了。扑满灰土的橱窗、贴着破破烂烂广告的电线杆，虽然这里叫做市，可是一点儿城市的感觉也没有。特别是巨大的龙门吊车横跨在瓦屋顶上，黑烟和白色的蒸汽直冲上天空，那种喧闹使人战栗。保吉的眼睛在草帽檐下注视着此种景致，甚至自己都对自己刚才诉说卖文之苦的故意夸张感动了。同时他好像忘记了平时尊崇的装腔作势，竟吹嘘起伸在裤兜的手里攥住的那六毛多钱来：
“其实我还真想到东京去，可是现在我只有六毛多钱了。”
保吉坐在教官室的桌子前开始备课了。可是什么杰特兰海战记事他平时就不愿意好好看，更何况今天为了去不成东京心里正火着呢，他手拿着英语的海上用语词典刚看了一页，就又忧心忡忡地想起兜底那六毛多钱来……
到了十一点半，教官室里已经没有说话声了。十来个教官之剩下栗野一个人，其余的都去上课了。栗野正面对着保吉的桌子坐着，虽说是面对，但两张桌子之间难看的书架把栗野的身影全遮住了。只有像要证明栗野的存在一样，烟斗发出的略微发蓝的烟雾从背对白墙的空间时时升起。窗外仍旧安安静静的，景色毫无变化。在阴天里，长满嫩叶的树梢、对面的灰色校舍、再远就是微微泛光的河水入海口，一切都沉浸在汗漉漉的、慵懒的寂静之中。
保吉想起了雪茄烟，但他立刻就想起来了：自己报复了小贩之后，就把买雪茄的事全忘了。连雪茄都抽不上真是太惨了。惨？这也许还不算惨呢。比起苦于生计的穷苦人的痛苦来，对着六毛钱感叹无疑是一种奢侈了。可是所谓痛苦对于穷人也好对于他自己也好都是一样的。不，也许对于神经比穷人更敏锐的他来说要受更多的痛苦。穷人，也不一定就是穷人。语言天才栗野教官对凡高的《向日葵》、沃尔夫的《领袖》、乃至于对维尔哈伦的都会诗都相当冷淡。栗野不懂艺术可能就像狗没有草一样。但是保吉要是没有了艺术的话，那简直就像是驴没有了草。那六毛多钱给堀川保吉带来了极大的精神饥渴的痛苦，却可能无关于栗野廉太郎教官的任何痛痒。
“堀川君。”
不知什么时候叼着烟斗的栗野来到了保吉的跟前。他人过来倒没什么。可是他秃秃的前额、近视眼镜后的眼睛和剪得短短的胡须，要是再夸张一点儿说的话，连油亮油亮的烟斗也都透着有一种近于女人羞涩的坏劲儿，这让保吉感到不可思议保吉一下子不知说什么好，一时竟忘了问有什么事，只是呆呆地看着老教官还带有处子羞涩的脸。
“堀川君，虽然少点儿……”
栗野掩饰着自己的窘态微笑着递出一张十元纸币：“这实在太少了，就拿着买张去东京的车票吧。”
保吉这下子可狼狈极了。他曾经不止一次空想过朝洛克菲勒借钱，可是从来不记得自己做过朝栗野借钱的梦。而且现在马上能想起的就是早晨跟栗野诉苦说过卖文的不易。他脸涨得通红，嘴里含含混混地解释着：
“不不，其实我只是零用钱，零用钱的确是缺点儿，但是要是想去东京的话还是有办法的。可是现在首先我已经不想去东京了……”
“算了算了，你就拿着吧。总比没有强点儿嘛。”
“可的确没有这个必要啊。谢谢了……”
栗野好像一下子不知道怎么才好似的，他把嘴上的烟斗拿开，视线落在折了两折的那十元纸币上。他又马上把眼睛抬起来，金边眼镜后又浮现出近于媚态的微笑：
“是吗？那么就下回吧——你正忙的时候，打扰了。”
看上去栗野反而像要借钱被拒绝了一样，把那张十元纸币一揣进口袋，转身就退到摆满词典和参考书的书架后面去了。剩下的只有无力的、使人冒汗的沉默。保吉掏出镀镍的怀表，注视着映在表壳上的自己的脸。每次他觉得自己失去了平常心的时候，无论多不愿意，都会掏出表来照照自己，这已是多年来的习惯了。当然，镀镍表壳并不能真实地照出他的脸。在小小的圆形表盖上他的整个脸是模糊的，只有鼻子突出的大。幸好现在他的心情已经渐渐恢复了平静，但同时他又觉得自己拒绝栗野的好意也太过分了些。要是自己欣然接受了的话，栗野可能会比十块钱被退回来更高兴。自己拒绝了栗野实在是太失礼了。不仅如此 ……
保吉面对这个“不仅如此”，就像遇到了旋风一样感到自己的怯懦，不仅如此，自己哭穷之后，又拒绝别人的好意，真太虚伪了。不顾义理人情还是小事，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太虚伪了。可是借钱，至少要是借了钱的话，到了二十八号发工资的时候自己肯定还不上。他不管预支了多少稿费都无所谓，但是要是借了栗野的钱两个星期都还不上的话，心里会比当叫花子还难受。
他犹豫了十来分钟后，保吉把怀表放回兜里，那样子像要去找碴打架一样，昂然走向栗野的桌子边。栗野的桌子和平时一样，香烟罐、烟灰缸、点名册、糨糊什么的收拾得整整齐齐。栗野正悠然地抽着烟斗，专心致志地看着莫利斯·卢布兰的侦探小说。一看到保吉，栗野以为又是来问教科书上的问题的，他合上侦探小说，抬起头来默默地看着保吉。
“栗野教官，刚才那十块钱借给我吧。我琢磨了一阵，还是借您的钱好点儿。”
保吉一口气把话说完了。保吉记得栗野什么都没说只是站了起来，脸上是什么样的表情都没看见。过了七八年后的今天，保吉只还记得当时栗野把一只大手伸到他的眼前，他还记得那只手的指尖（尼古丁把他的食指的指甲熏得焦黄！）夹着折成两折的十元纸币，很惭愧似的递了过来……
保吉下决心后天星期一一定要把十块钱还给栗野。为了郑重再说一遍，就是还这张十元纸币。他之所以要这样做，并没有其他什么意思。现在自己哪儿也借不着钱，和父母兄弟也吵了架，就算去了东京也不可能弄到钱。那么为了还这十块钱，只有保管好这张票子。为了保管好这张票子，保吉在昏暗的二等车厢角落里等着发车的汽笛声。这时他比早晨更痛切地想着混在六毛多钱零钱里的那张十块钱纸币。
现在比今天早晨还痛切，但是他并不比今天早晨还忧郁。今天只是为了没有钱不高兴，可是现在除了钱之外，还有一种他还感到了必须还那张十块钱票子的道德上的责任。道德的？保吉想到这儿不禁皱起了眉头。不，这绝不是有关道德的。他只是想在栗野面前保持自己的尊严。当然，想保住自己的尊严并不是除了要把借的钱还上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如果，栗野也懂艺术、至少要是喜爱文艺的话，作家堀川保吉可能会尝试着写一篇杰作来保持尊严。要是栗野也像我们一样只是一介语言学家的话，教师堀川保吉也不是不能用自己的语言素养来保持自己的尊严。可是在对艺术没有兴趣的栗野面前，这两种办法都没有用。于是不管保吉高不高兴只有和普通人一样保住面子，也就是说必须把借的钱还上。无论多麻烦多勉强也要保住面子，这在别人看来可能有些滑稽。他也不知为什么，反正其他人还好说，就是在栗野面前——在那个戴金边近视眼镜、略微驼背的老绅士面前要维护自身的尊严。
这时火车开动了。不知什么时候开始的，阴天已经变成雨天了。雨中有几艘军舰在微微发蓝的海上若隐若现。保吉这时感到一阵轻松，他庆幸车厢里只有两三个人，于是伸长了身体仰面躺在了座椅上。忽然他想起了设在本乡的一家杂志社。这家杂志个把月前来了一封长信约他写稿子。但是保吉讨厌这家杂志社出版的杂志，也看不起这份杂志，到现在他还没回信。把自己的作品卖给那种杂志和把自己的女儿卖给妓女没什么区别。可是如今也许能预支稿费的杂志也只有这家了。要是能多少预支点儿钱的话……
他看着火车穿过一个个隧道时车灯的明暗，想象着预支点儿钱能给自己带来怎样的快乐。所有艺术家的享乐都是自我发展的机会，捕捉自我发展的机会并不是有愧于人有愧于天的事。这列火车是两点三十分开往东京的快车，只要不下车就可以直达东京。只要有五十块钱、至少要是有三十块钱的话，就可以和好久不见的长谷和大友吃顿晚饭，还能去听德国演奏家梅伦道鲁普的演奏会，也能买画布和颜料了。不，还不止这些，自己也不用拼命保存那张十块钱的票子了。可是，万一预支不到钱怎么办呢？到什么时候再说什么话吧。其实，自己到底是为了什么要在一个栗野廉太郎面前保持尊严呢。栗野也许的确是个君子，可是在保吉的精神生活中，也就是对于他的艺术热情来说，栗野只是路旁的行人而已。为了路旁的行人就放弃自我发展的机会？他妈的，这种理论挺危险的。
保吉突然发起抖来，他从座椅上起了身。火车又在过隧道，机车好像喘不过气来似的喷着浓烟、喷着浓烟——风雨交加中穿行在绿色芒草摇曳的山峡……
第二天也就是星期天的傍晚，保吉在租住房间里的藤椅上悠闲地把火凑向了雪茄。他的心里充满近来少有的满足感。他之所以感到满足并不是偶然的，第一，保存那十块钱获得了成功。第二，刚才收到一家出版社来的信，信里夹着给他的书的版税，一本书卖五毛钱，一共五百本。最让他感到意外的也就是这个事件，第三，房东供应的晚饭里居然添了一条烤香鱼！
初夏的夕阳洒在房檐下垂着地樱树叶上，洒在了院子里落下了颗颗樱桃的沙地上，也洒在了保吉膝盖上那张十元纸币上。他在夕阳里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张带有折痕的十元纸币。在灰色的藤草花纹和菊花图案上盖有朱红印章的十元纸币，实在是难以形容的漂亮纸币。尽管椭圆形背景上的头像看上去有些愚钝，但是远没有原来印象中的粗陋。背面，背面是华丽的绿色配上褐色显得比正面更好看。如果没脏成这样的话，完全可以装到镜框里挂起来。还不只是脏，这张票子大大的“10”字上还有钢笔写的一行小字。他小心地拿起这张票子，嘴上念出了声：
“去弥助寿司店好吗？”
保吉把票子放回到膝盖上。然后朝院子里的夕阳长长地喷出一股烟。这张十元纸币也只不过让那些字的作者犹豫是不是去寿司店而已。可是在广阔的世间，为了这一张十元纸币也许就发生过悲剧。实际上昨天中午他也在这张票子上费了不少心思，而现在已经怎样都无所谓了。不管怎么说，自己在栗野面前保全了面子，五百本书的版税够用到发工资的时候了。
“去弥助寿司店好吗？”
保吉这么嘟囔着，再一次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张十元纸币。那样子就像回首观望昨天才征服了阿尔卑斯山的拿破仑。
作者：芥川龙之介（1924年8月） 译者：宋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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