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之芥川龙之介

导读之芥川龙之介

芥川龙之介作品集

日文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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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列表

1914

《老年》

《青年与死》

《火男面具》

1915

《仙人》

《罗生门》

1916

《鼻子》

《孤独地狱》

《父》

《虱》

《酒虫》

《野吕松木偶》

《山药粥》

《猴子》

《手绢》

《烟草与恶魔》

《烟管》

《MENSURA ZOILI》

《运气》

《尾形了斋备忘录》

《道祖问答》

1917

《忠义》

《貉》

《世之助的故事》

《偷盗》

《浪迹天涯的犹太人》

《两封信》

《大石内藏助的一天》

《单相思》

《女体》

《黄粱一梦》

《英雄之器》

《戏作三味》

《西乡隆盛》

1918

《袈裟与盛远》

《蜘蛛丝》

《地狱变》

《文明的杀人》

《掉头的故事》

《邪宗门》

《基督徒之死》

《鲁西埃尔》

《枯野抄》

《毛利先生》

《犬与魔笛》

《文友旧事》

1919

《开化的丈夫》

《圣·克利斯朵夫传》

《橘子》

《沼泽地》

《龙》

《疑惑》

《路上》

《于连吉助》

《妖婆》

《魔术》

《葱》

《鼠小僧次郎吉》

《舞会》

《尾生之信》

1920

《秋》

《黑衣圣母》

《复仇之旅》

《女性》

《素盏鸣尊》

《老年的素盏鸣尊》

《南京的基督》

《杜子春》

《弃儿》

《影子》

《阿律和孩子们》

《秋山图》

《山鹬》

《奇异的重逢》

《火神阿耆尼》

《奇妙的故事》

1921

《奇遇》

《往生画卷》

《母亲》

《好色》

《竹林中》

《俊宽》

《将军》

1922

《诸神的微笑》

《斗车》

《报恩记》

《庭院》

《一夕谭》

《六宫宫主》

《鱼市的河岸》

《阿富的贞操》

《阿吟》

《百合》

《三件珍宝》

1923

《仙人》

《雏人偶》

《猿蟹大战》

《两个小町》

《志野》

《保吉的手记》

《小白》

《孩儿的病》

《鞠躬》

《小儿乖乖》

《一块地》

《神秘的岛屿》

《丝女手记》

《三右卫门之罪》

《传吉报仇》

1924

《金将军》

《来自第四丈夫的信》

《一篇恋爱小说》

《文章》

《寒意》

《少年》

《一封旧信》

《桃太郎》

《十元纸币》

《大导寺信辅的半生》

1925

《早春》

《马腿》

《春天》

《温泉来信》

《海边》

《尼提》

《死后》

《湖南的扇子》

《年末一日》

1926

《卡门》

《三个疑问》

《春天的夜晚》

《点鬼簿》

《悠悠庄》

《他》

《他之二》

1927

《玄鹤山房》

《海市蜃楼》

《河童》

《诱惑》

《浅草公园》

《胤子的烦心事》

《古千屋》

《冬天》

《信》

《三扇窗子》

《齿轮》

《暗中问答》

《梦》

《一个傻瓜的一生》

注：小说数量合计是148篇（根据芥川龙之介全集统计）。

小说分类

一、儿童文学

《蜘蛛之丝》

《杜子春》

《小白》

《魔术》

《犬与魔笛》

《火神阿耆尼》

《仙人》

《三件宝物》

二、基督教题材

三、佛教题材

四、历史题材

五、现代题材

十一、个人比较喜欢

其它文体节选

散文

《大川之水》

《恶魔》

《窗》

《漱石山房之冬》

《老虎的故事》

《寒山拾得》

《东洋之秋》

《商贾圣母》

《鹭鸶与鸳鸯》

《一个社会主义者》

《尘世的辛苦》

《仙女》

《仙人》

《鹄沼杂记》

《澄江堂杂记》

《我与创作》

《解嘲》

《病床杂记》

《病中杂记》

《无题》

《小说的读者》

诗歌

《俳句》

《短歌》

《诗》

游记

《中国游记》

评论

《侏儒警语》

《芭蕉杂记》

《文艺杂感》

《随想》

《小说的戏剧化》

《明日的道德》

《文艺杂谈》

《戏剧漫谈》

《文艺的，过于文艺的》

《小说作法十则》

《西方之人》

《续西方之人》

书评剧评人物记

杂录

《自序跋》

《序跋》

《答问》

书信

遗书

《给一个老友的信》

《致小穴隆一》

《给我的儿子们》

芥川龙之介别册

芥川龙之介大事记

1892年　出生

3月1日，生于东京。

10月，母亲精神失常，芥川龙之介被送去了母亲的娘家芥川家。

1902年　10岁

11月，亲生母亲去世。

1904年　12岁

8月，正式成为芥川家的养子。

1910年　18岁

9月，以优异的成绩进入第一高等学校，与久米正雄、菊池宽、松冈让、山本有三、土尾文明成为同学。

1913年　21岁

9月，进入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系。

1914年　22岁

2月，与丰岛与志雄、山宫允、久米正雄、菊池宽、松冈让、成濑正一、山本有三、土屋文明等一起复刊《新思潮》，并以柳川隆之助为笔名，在创刊号上发表自己翻译的叶芝及法郎士的作品。

1915年　23岁

2月，由于养父母的反对，与吉田弥生的恋情破灭。

11月，在杂志《帝国文学》上发表《罗生门》。

12月，经同学介绍，芥川龙之介参加了漱石山房的“星期四聚会”，后来入夏目漱石门下。

1916年　24岁

2月，在《新思潮》上发表《鼻子》，受到夏目漱石的赞赏。

7月，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毕业论文题目为《威廉·莫里斯研究》。

12月，经介绍，到海军机关学校当了临时教官。

1917年　25岁

5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罗生门》由阿兰陀书房出版。

1919年　27岁

3月，与海军少佐的女儿冢本文结婚。辞去在海军机关学校的工作，成为大阪每日新闻社的会员，为该社写小说赚取薪金。

1920年　28岁

3月，长子芥川比吕志出生。

1921年　29岁

3月，作为大阪每日新闻社的海外视察员访问中国。他从上海出发，一路游览了杭州、苏州、扬州、南京、芜湖、汉口、长沙、郑州、洛阳、龙门等地，最后到达北京。

1922年　30岁

11月，次子芥川多加志出生。

1925年　33岁

7月，幼子芥川也寸志出生。

1926年　34岁

1月，因胃病、神经衰弱和失眠症在汤河原疗养。

1927年　35岁

3月，发表《河童》。

7月24日，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身亡。

芥川龙之介与其他作家

1915年，芥川龙之介发表《罗生门》之后，入夏目漱石门下。夏目漱石去世后的第二年，芥川龙之介的首个作品集《罗生门》出版，书中的献词正是献给老师夏目漱石的。

1921年，芥川龙之介作为大阪每日新闻社特派员来到中国，拜访了一些文化名人，其中包括辜鸿铭和胡适。

1923年，鲁迅与周作人合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出版，其中便有《罗生门》和《鼻子》。1925年，芥川龙之介撰文评价此书，并赞赏了《罗生门》的译文精准，注释恰到好处。

川端康成在关东大地震之后，曾与芥川龙之介一起去受灾现场了解情况，据川端康成后来描述，芥川龙之介穿着浴衣、戴着安全帽，如骏马一般快活地穿行在满是烧痕的受灾现场。

菊池宽是芥川龙之介在第一高等学校时期便结识的好友，芥川龙之介自杀前写下的遗书，其中一封就是给菊池宽的。芥川龙之介去世后第8年，菊池宽设立了“芥川奖”，现在已成为日本最重要的文学奖项之一。

芥川龙之介曾与谷崎润一郎关于小说的趣味性展开激烈争论，但争论并没有影响两人亲切的关系。芥川龙之介还曾写过一篇短文——《谷崎润一郎氏》，记录了两人于某个初夏午后一起外出闲逛的趣事。

太宰治十分崇拜芥川龙之介，他中学时期的笔记上曾经写满芥川龙之介的名字。芥川龙之介的自杀对当时仅18岁的太宰治带来了极大的打击，据说太宰治的第一次自杀就是受到了芥川龙之介的影响。

2007年，日本新潮社出版了《芥川龙之介短篇集》，村上春树为其作序，详细讲述了自己对芥川龙之介作品的理解。

关于芥川奖

1935年，为鼓励纯文学领域的新人作家，日本文艺春秋的创办者菊池宽以好友芥川龙之介的名字设立了芥川龙之介奖。这个奖项一年颁发两次，由评审委员从报刊杂志上选出最优秀的中短篇作品予以奖励，奖品是一块怀表以及100万日元，获奖作品还会被刊载在《文艺春秋》上。

作为日本最权威的纯文学奖项，芥川奖对日本当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较为知名的获奖作品一览如下

第1回 石川达三《苍氓》

第22回 井上靖《斗牛》

第25回 安部公房《壁》

第28回 松本清张《某‘小仓日记’传》

第33回 远藤周作《白种人》

第34回 石原慎太郎《太阳的季节》

第39回 大江健三郎《饲养》（大江健三郎同时也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第44回 三浦哲郎《忍川》

第50回 田边圣子《感伤旅行》

第74回 中上健次《岬》

第75回 村上龙《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

第97回 村田喜代子《锅之中》

第104回 小川洋子《妊娠月历》

第115回 川上弘美《踩蛇》

第120回 平野启一郎《日蚀》

第127回 吉田修一《公园生活》

第130回 金原瞳《蛇环》、绵矢莉莎《欠踹的背影》（绵矢莉莎为史上最年轻的芥川奖得主，时年19岁）

第136回 青山七恵《一个人的好天气》

第139回 杨逸《浸着时光的早晨》（第一位获得芥川奖的中国籍作家）

第143回 赤染晶子《少女的告密》

第146回 田中慎弥《自相残杀》

第148回 黒田夏子《ab珊瑚》（年龄最大的芥川奖得主，时年75岁）

第153回 又吉直树《火花》、羽田圭介《废旧建新》

第155回 村田沙耶香《便利店人生》

芥川龙之介生平和创作年表

　　1892年3月1日，生于东京，时值辰年辰月辰时，故取名龙之介。父新原敏三，有牧场并经营牛奶店。母芥川富久，旧士族出身，于龙之介出生八个月后，精神失常。舅父芥川道章无子，遂收养龙之介。姨母富纪，一生独身，养育龙之介一如生母。芥川一家爱好文艺，颇富江户文人趣味，故龙之介自幼便受传统文化熏陶。

　　1898年4月，入小学。课后，学英语、汉文、习字。身体孱弱，成绩优秀，有些神经质。据说“但将落叶焚，夜见守护神”是小学四年级时所作俳句，显示出他早熟的文学才能。

　　1902年4月，与同学编辑传阅杂志《日出之界》；阅读德富芦花的《自然与人生》《回忆录》，以及马琴的《八犬传》等江户文学，亦爱读中国原本《西游记》与《水浒传》。11月28日，生母去世。

　　1904年7月27日，生父新原敏三废去龙之介之长子继承权，并于一个月后，取消其在新原家的户籍。由此，龙之介正式成为芥川家养子。

　　1905年3月，小学毕业。4月，入东京府立三中。中学时代，学业成绩优秀，汉文修养出类拔萃。酷嗜读书，除日本文学外，开始接触梅里美、易卜生、法朗士等人的作品。

　　1910年3月，中学毕业。成绩优秀，受到表彰。9月，免试入第一高等学校（现东京大学教养学部）。同学中，有日后成为作家或诗人的久米正雄、菊池宽、山本有三、土屋文明、藤森成吉、丰岛与志雄等。

　　1912年1月，写散文《大川之水》（1914年4月发表于《心之花》）。

　　1913年7月，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于一高。9月，入东京帝国大学英文专业。

　　1914年2月，同丰岛与志雄、久米正雄、菊池宽、山本有三等第三次复刊《新思潮》，日后芥川等人，遂被称为“新思潮派”作家。5月，于《新思潮》上发表处女作《老年》。9月，于《新思潮》发表剧本《青年与死》；《新思潮》当月停刊。这一年夏天，同吉田弥生交往，系芥川的初恋，由于养父家反对，翌年1月分手。

　　1915年，先后于《帝国文学》发表《假面丑八怪》（4月）、《罗生门》（11月），但并未引起文坛重视。12月，经同学林原耕三介绍，出席夏目漱石的“木曜会”，由此师事之。

　　1916年2月，同久米正雄、菊池宽等第四次出版《新思潮》。同年3月，在创刊号上发表《鼻子》，极得夏目漱石赞赏。经夏目门生铃木三重吉推荐，开始为《新小说》写稿，刊载《山药粥》，随后于《中央公论》发表《手绢》，均受好评，从而奠定新进作家的地位。7月，以第二名成绩，由东大英文专业毕业，论文题目为《威廉·莫里斯研究》。12月1日，就职于横须贺海军机关学校，任嘱托教官，教授英语。

　　本年度发表的主要作品：

　　《鼻子》（《新思潮》3月）

　　《孤独地狱》（《新思潮》4月）

　　《父亲》（《新思潮》5月）

　　《虱子》（《希望》5月）

　　《酒虫》（《新思潮》6月）

　　《野吕松木偶》（《人文》8月）

　　《山药粥》（《新小说》9月）

　　《猴子》（《新思潮》9月）

　　《手绢》（《中央公论》10月）

　　《扬帆起航》（《新思潮》10月）

　　《烟管》（《新小说》11月）

　　《烟草与魔鬼》（《新思潮》11月）

　　1917年3月，第四次出版的《新思潮》停刊。5月，由阿兰陀书房出版第一部短篇集《罗生门》。6月20—24日，由横须贺乘金刚号军舰航海至山口县由宇。11月，新潮社出版其第二部短篇集《烟草与魔鬼》。

　　本年度发表的主要作品：

　　《MENSURAZOILI》（《新思潮》1月）

　　《运气》（《文章世界》1月）

　　《尾形了斋备忘录》（《新潮》1月）

　　《道祖问答》（《大阪朝日新闻》1月）

　　《忠义》（《黑潮》3月）

　　《偷盗》（《中央公论》4、7月）

　　《浪迹天涯的犹太人》（《新潮》6月）

　　《大石内藏助的一天》（《中央公论》9月）

　　《两封信件》（《黑潮》9月）

　　《戏作三昧》（《大阪每日新闻》10月20日—11月4日连载）

　　1918年2月2日，与中学同学山本喜誉司侄女塚本文子结婚，寓居于镰仓。3月，成为大阪每日新闻社社友，签订合同：除《东京日日新闻》外，不得为其他报纸写作，每月报酬五十元，稿费一如既往。从这一年起，对俳句发生兴趣。

　　本年度发表的主要作品：

　　《西乡隆盛》（《新小说》1月）

　　《袈裟与盛远》（《中央公论》4月）

　　《世之助的故事》（《新小说》4月）

　　《蜘蛛之丝》（《赤鸟》5月）

　　《地狱变》（《大阪每日新闻》5月1—22日连载）

　　《文明的杀人》（《中央公论》7月）

　　《基督徒之死》（《三田文学》9月）

　　《枯野抄》（《新小说》10月）

　　《鲁西埃尔》（《雄辩》11月）

　　《邪宗门》（《东京日日新闻》10—12月连载，未完）

　　1919年1月，第三部短篇集《木偶师》由新潮社出版。3月，生父新原敏三患流感去世。同月辞去海军机关学校英语教师一职，入大阪每日新闻社，成为专职作家，除稿费外，月薪一百三十日元。4月，由镰仓迁回东京田端，书房命名为“我鬼窟”，星期天为会客日。5月，同菊池宽前往长崎旅行，结识斋藤茂吉。

　　本年度发表的主要作品：

　　《毛利先生》（《新潮》1月）

　　《文友旧事》（《中央公论》1月）

　　《圣·克利斯朵夫传》（《新小说》3、5月）

　　《橘子》《沼泽地》（《新潮》5月）

　　《龙》（《中央公论》5月）

　　《路上》（《大阪每日新闻》6—8月）

　　《疑惑》（《中央公论》7月）

　　《于连·吉助》（《新小说》9月）

　　《妖婆》（《中央公论》9、10月）

　　1920年1月，由春阳堂出版第四部短篇小说集《影灯笼》。3月，长子比吕志出生。11月，会同久米正雄、菊池宽、宇野浩二等前往京都大阪一带巡回演讲。

　　本年度发表的主要作品：

　　《魔术》（《赤鸟》1月）

　　《舞会》（《新潮》1月）

　　《灵鼠神偷次郎吉》（《中央公论》1月）

　　《尾生的信》（《中央文学》3月）

　　《秋》（《中央公论》4月）

　　《葱》（《新小说》4月）

　　《复仇之旅》（《雄辩》5月）

　　《黑衣圣母》（《文章俱乐部》5月）

　　《南京的基督》（《中央公论》7月）

　　《杜子春》（《赤鸟》7月）

　　《弃儿》（《新潮》8月）

　　《影子》（《改造》9月）

　　《阿律和孩子们》（《中央公论》10、11月）

　　1921年3月，第五部短篇集《夜来花》由新潮社出版，小穴隆一负责装帧设计，此后芥川作品的装帧，大抵由小穴承担。9月，春阳堂出版《袖珍短篇丛书》三：短篇小说集《戏作三昧》。3月19日，作为大阪每日新闻社特派员，前往中国考察，由东京起程。因感冒滞留大阪，29日方离开，翌日，由门司起航。甫抵上海，即患干性肋膜炎，住院三周。在上海期间，拜会章炳麟等人。随后下江南，溯长江，登庐山，经武汉，游洞庭湖，从长沙北上，直抵北京，参观游览，并拜见辜鸿铭等人。而后取道朝鲜，于7月底回到日本，历时四个月。因体质素弱，自旅行后，时时生病，为肛痔与神经衰弱所苦。10月1日，因劳累、病弱、神经衰弱，前往汤河原温泉，疗养三周。

　　本年度发表的主要作品：

　　《秋山图》（《改造》1月）

　　《山鹬》（《中央公论》1月）

　　《奇异的重逢》（《大阪每日新闻》1月）

　　《火神阿耆尼》（《赤鸟》1、2月）

　　《奇妙的故事》（《现代》1月）

　　《奇遇》（《中央公论》4月）

　　《往生画卷》（《国粹》4月）

　　《上海游记》（《大阪每日新闻》8—9月连载）

　　《母亲》（《中央公论》9月）

　　《好色》（《改造》10月）

　　1922年2月，春阳堂出版《袖珍丛书》十：短篇小说集《山药粥》。3月，新潮社出版《代表名作选》三十七：短篇小说集《将军》。4月，陪同姑母与养母（也即大姨母）去京都、奈良旅游。4月25日，重游长崎，淘古董书画，逗留至5月底。5月，金星堂出版随笔集《点心》。7月27日，初次拜访白桦派代表作家、另一短篇高手志贺直哉。8月，改造社出版短篇小说集《沙罗花》。10月，出版《金星堂名作丛书》八：短篇小说集《奇异的重逢》。11月，春阳堂出版《邪宗门》。11月8日，二子多加志出生。此时，健康不佳，因神经衰弱、药疹、胃痉挛、肠炎、心悸等，身体每况愈下。这一年，将书房改名为“澄江堂”。

　　本年度发表的主要作品：

　　《俊宽》（《中央公论》1月）

　　《竹林中》（《新潮》1月）

　　《将军》（《改造》1月）

　　《诸神的微笑》（《新小说》1月）

　　《江南游记》（《大阪每日新闻》1—2月连载）

　　《斗车》（《大观》3月）

　　《报恩记》（《中央公论》4月）

　　《阿富的贞操》（《改造》5、9月）

　　《六宫公主》（《表现》8月）

　　《鱼河岸》（《妇人公论》8月）

　　《阿吟》（《中央公论》9月）

　　《百合》（《新潮》10月）

　　1923年3月16日至4月中旬，于汤河原中西旅馆休养。5月，春阳堂出版第六部短篇小说集《春服》。8月，同小穴隆一等人去镰仓避暑，结识女作家冈本香乃子夫妇。9月1日，关东大地震，芥川家平安无事，四处巡视东京受灾情况。12月，前往京都旅行，会见志贺直哉、泷井孝作。

　　本年度发表的主要作品：

　　《侏儒警语》（《文艺春秋》1923年1月创刊号—1925年11月号连载）

　　《三件珍宝》（《良妇之友》1月）

　　《无产阶级文艺之可否》（《改造》2月）

　　《偶人》（《中央公论》3月）

　　《猿蟹大战》（《妇人公论》3月）

　　《两个小町》（《Sunday每日》3月）

　　《志野》（《中央公论》4月）

　　《保吉的手记》（《改造》5月）

　　《孩儿的病》（《局外》8月）

　　《鞠躬》（《女性》10月）

　　《芭蕉杂记》（《新潮》11月—翌年7月连载）

　　《小儿乖乖——》（《中央公论》12月）

　　1924年4月，为调查“八街纠纷”，前往千叶县八街旅行。7月，新潮社出版第七部短篇小说集《黄雀风》。7月，开始编辑The Modern Series of English Literature，直至翌年3月。7月22日—8月23日，于轻井泽避暑，同掘辰雄、室生犀星、山本有三等交游。阅读多种有关社会主义著作。9月，新潮社出版《感想小品丛书》八：《百草》，系芥川的第二部随笔集。而立社出版《历史杰作选集》二：《报恩记》。这一时期，因感冒、肠胃病、神经衰弱等多种疾病，身体愈见衰弱。

　　本年度发表的主要作品：

　　《一块地》（《新潮》1月）

　　《丝女纪事》（《中央公论》1月）

　　《神秘的岛屿》（《随笔》1月）

　　《三右卫门的罪过》（《改造》1月）

　　《传吉报仇》（《Sunday每日》）1月）

　　《金将军》（《新小说》2月）

　　《来自第四丈夫的信》（《Sunday每日》4月）

　　《一篇恋爱小说》（《妇女俱乐部》4月）

　　《文章》（《女性》4月）

　　《寒意》（《改造》4月）

　　《少年》（《中央公论》4、5月）

　　《一封旧信》（《妇人公论》5月）

　　《桃太郎》（《Sunday每日》7月）

　　《十元纸币》（《改造》9月）

　　1925年2月，著名诗人萩原朔太郎搬至田端，芥川与之交往日深。3月，与谷崎润一郎、里见淳、水上泷太郎、久保田万太郎、小山内薰等共同编辑、校订《泉镜花全集》全十五卷。4月10日—5月6日，去伊豆修善寺休养。4月，新潮社出版《现代小说全集》第一卷：《芥川龙之介集》。7月12日，三男也寸志出生。8月下旬至9月中，于轻井泽避暑。10月，应兴文社之邀，编辑《近代日本文艺读本》全五卷告竣。出书后，因德田秋声抗议、稿费分配等问题，引起一些纠葛，精神上颇受刺激。身心疲惫，创作亦处于低潮。11月，改造社出版《中国游记》。

　　本年度发表的主要作品：

　　《大导寺信辅的半生》（《中央公论》1月）

　　《早春》（《东京日日新闻》1月）

　　《马腿》（《新潮》1、2月）

　　《春天》（《女性》4月）

　　《温泉来信》（《女性》6月）

　　《海边》（《中央公论》9月）

　　《尼提》（《文艺春秋》9月）

　　《死后》（《改造》9月）

　　1926年1月15日—2月19日，于汤河原温泉疗养。2月，文艺春秋社出版短篇小说集《大石内藏助的一天》与《地狱变》。2月22日—5月25日，为养病，携妻子与三男也寸志赴神奈川县鹄沼，寓居东屋旅馆。来客过多，且为肠炎、痔疮、失眠等症所苦。7月中，租住东屋旅馆伊馆四号厢房。10月，随笔集《梅·马·樱》由新潮社出版。这一年，还写有遗稿《凶兆》与《鹄沼杂记》。

　　本年度发表的主要作品：

　　《年终一日》（《新潮》1月）

　　《湖南的扇子》（《中央公论》1、2月）

　　《追忆》（《文艺春秋》1926年4月—1927年2月）

　　《卡门》（《文艺春秋》7月）

　　《春天的夜晚》（《文艺春秋》9月）

　　《点鬼簿》（《改造》10月）

　　1927年1月，由鹄沼回东京田端。1月4日，二姐家房子被烧。前不久，姐夫西川丰曾加入巨额保险，故怀疑是其故意纵火。两日后，姐夫卧轨自杀。芥川为姐夫家高利贷欠款及善后事宜，四处奔波。神经衰弱等症，越发恶化。这期间，寓居帝国饭店，创作《河童》与《齿轮》。3月，莫斯科出版俄文版《芥川龙之介》（收录八个短篇）。5月，赴东北与北海道地方巡回演讲。6月，作家宇野浩二精神失常，十分震惊，前去探望。同月，短篇小说集《湖南的扇子》由文艺春秋社出版。6月20日，遗作《一个傻瓜的一生》脱稿。7月10日，《西方之人》脱稿。7月23日，《续西方之人》完稿。7月24日，拂晓前于田端自宅，服安眠药自杀。枕边有《圣经》一册。给妻子、小穴隆一、菊池宽、姨母等亲友留下遗书。《致老友函》及颇多遗稿，均托付给久米正雄。7月24日晚9时，久米正雄宣读《致老友函》，即随家属与亲友守灵。7月27日下午3—4时，举行葬礼。泉镜花代表前辈，菊池宽代表友人，小岛政二郎代表后辈，里见淳代表文艺家协会，分别致悼词。7月28日，葬于慈眼寺。

　　本年度发表的主要作品：

　　《玄鹤山房》（《中央公论》1、2月）

　　《海市蜃楼》（《妇人公论》1月）

　　《他》（《女性》1月）

　　《他（之二）》（《新潮》1月）

　　《悠悠庄》（《sunday每日》1月）

　　《河童》（《改造》3月）

　　《诱惑》（《改造》4月）

　　《文艺的，过于文艺的》（《改造》4—8月连载）

　　《浅草公园》（《文艺春秋》4月）

　　《三个疑问》（《Sunday每日》4月）

　　《胤子的忧郁》（《新潮》5月）

　　《本所和两国》（《东京日日新闻》5月）

　　《齿轮第一章》（《大调和》6月）

　　《古千屋》（《Sunday每日》6月）

　　《冬天》《信》（《中央公论》7月）

　　《三扇窗子》（《改造》7月）

　　《续文艺的，过于文艺的》（《文艺春秋》7月）

　　《西方之人》（《改造》8月）

　　《续芭蕉杂记》（《文艺春秋》8月）

　　《暗中问答》《十根针》《侏儒警语》（遗稿部分）（《文艺春秋》9月）

　　《续西方之人》（《改造》9月）

　　《齿轮》（第二章以后部分）（《文艺春秋》10月）

　　《一个傻瓜的一生》（《改造》10月）

　　《芥川龙之介全集》全八卷由岩波书店出版，至1929年2月出齐。

据平冈敏夫、三好行雄、岩波书店诸家年谱编译

芥川龙之介遗书及手记

　　1927年7月，年仅35岁的芥川龙之介在家服药自尽。自尽前，他在桌上放好了给妻子、孩子和友人们留下的六封遗书及手记。芥川曾留下将遗书“阅后立即烧毁”的遗言，故而留存的这些遗书弥足珍贵。

芥川龙之介遗书（其一）

　　我们人类是不会轻易为了一个事件而自杀的。我是为了对过去的生活做个总结算而要这样做的。尽管如此，我29岁时与秀夫人所犯下的罪孽，可谓我一生中的重大事件。不过我并未因自己所犯的罪孽而受到良心的谴责，只为对象选择不当（秀夫人是个十足的利己主义者，有着强烈的动物本能），不利于自己的生存而深感后悔。何况与我有过恋爱关系的也并非秀夫人一人。但是，我在30岁之后，就没有过情人了。这也并非碍于道德，仅仅是出于对利害得失的算计罢了。（但也不是没有产生过爱情。在情有所钟时，我也创作过《越人》《相闻》等抒情诗，只不过在陷入爱情过深之前，我就悬崖勒马了。）我自然是不想死的，但活着也极痛苦。旁人或许会因我父母妻子健在自己却偏偏要自杀而笑我是个傻瓜。但是，倘若我是孤身一人的话，恐怕就不会这样做了吧。我是人家的养子，从未说过真正任性的话。（应该是不能说吧。我对于养父母的态度“近似于孝顺”，为此我也感到很后悔。可对我来说，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现在我要自杀了。这或许就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任性行为。我也像所有的青年那样，有过种种梦想，可如今看来，我总还是个疯子的儿子。我现在不仅对我自己，也对一切的一切都感到厌恶了。

芥川龙之介

　　P. S.

　　我借着去中国旅行的机会，终于摆脱了秀夫人。（记得我在洛阳的旅馆中读了斯特林堡的《痴人的忏悔》，得知他也和我一样给情人写了撒谎的信，并为之苦笑不已。）之后，我就连一根手指头也没碰过她，但她的苦苦追逼常令我痛苦不堪。我由衷地感谢爱我且不令我痛苦的女神们。（这个“们”仅表示两人以上的意思。我毕竟不是唐璜。）

芥川龙之介遗书（其二）

给我的孩子们：

　　一、要记住，人生就是一场至死方休的战斗。

　　二、因此，你们不要过多使用你们的力量，而要以培养、积蓄你们的力量为要务。

　　三、要如同对待父亲一般地对待小穴隆一。因此，你们要听从他的教导。

　　四、茫茫天命虽然难以预料，但你们也不该依赖家人。你们要抛却欲望，这反倒是能让你们过上安稳生活的坦途。

　　五、你们要孝顺你们的母亲，但也没必要为了孝顺而委曲求全。这样反倒能让你们的母亲度过幸福的晚年。

　　六、恐怕你们也像你们的父亲一样，会神经质吧。你们要特别注意。

　　七、你们的父亲是爱你们的。（如果不爱你们，或许就会弃你们于不顾了。倘若真能弃你们于不顾，我倒也未必没有生路可走。）

芥川龙之介

绝笔
——致某旧友的手札

　　从来不曾有人将自杀者的心理从实地描写出来，这大概是自杀者的自尊心或者自杀者对于自身心理的兴味不足的缘故。我想在这封给你的最后的信里，将这种心理，很明了地表现出来。但关于自杀的动机，不妨不对你说。

　　列尼埃在他的短篇里，曾描写过一个自杀者，但这短篇中的主人翁为什么自杀，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你在报纸的三面记事上，可以发现许多自杀的动机，譬如生活困难、病痛或者精神苦痛之类。但是照我的经验，这些都不是动机的全部，不过是表示这种动机的过程而已。自杀的人，大概都和列尼埃所描写的一样，不知道为什么自杀。这和我们的行为一样，含有复杂的动机；但在我的自杀，却至多也不过是一种模糊的不安，是一种难言而模糊的不安。你或者对我的话，不能信服，但是我十年来的经验，使我知道，和我接近的人们，只要不处于和我相仿的境遇，对于我说的话，都如听风中的歌曲一样。因此，我也不想责备你。……我在这两年之间，尽想着死的事。以沉静的心境诵读马埃伦特儿也在这个期间。

　　马埃伦特儿用抽象的辞句，很巧妙地描写着直到死去的历程，但是我却想更具体地将同样的事情描写一遍。对于家族们的同情之类，在这种欲望之前，是不足顾虑的了；这在你看来，大概又是不近人情的话。但是假使说是不近人情，那么我的一面，的确是不近人情的。我对于一切，有非从实描写不可的义务。我对于我的模糊的不安，也曾解剖过。在我谈不上生动的告白中，大抵已经将要说的都说完了。不过我对于我所处的社会背景，对于影响我的封建时代的事情，却故意不曾说及。为什么故意不写，这是因为我们人类到现今也多少生活在封建时代的影子里的缘故。我在那里打算描写某种背景、舞台、照明和登场的人物——就是我的所作的大概。

　　不仅如此，所谓社会的条件，因为我自己在这种社会的条件之内，究竟自身能不能够明白，还是一个疑问。

　　我第一着想的，就是如何才能毫无痛苦地死去的问题。缢死当然是和这个目的相合的手段，但我想象到我自己缢死以后的姿态，不觉感觉到一种“美的嫌恶”的奢望。我在与女人恋爱的时候，也曾因她的字写得不好，突然失了爱情。溺死对于我们会游泳的人，也不是办法，即使成功，痛苦也一定要比缢死更多！轹死第一会使我觉到美的嫌恶；用手枪或小刀，因为我的手的战栗，都有失败的可能。从高屋上跳下来，当然是很不好看。因为这些缘故，我决意用药品了。用药品自杀，大概要比缢死更为痛苦，但这种方法，在没有美的嫌恶之外，还有一种不致于有苏生之危险的好处。不过要买这种药品，对我当然是不很容易。在我心里决定了自杀之后，利用一切的机会，寻访这种药品；同时并想求一点对于毒物学的知识。其次我所着想的，便是死所的问题。我的家族们，在我死之后，非靠我的遗产不可。我的遗产，只有一百坪的地皮，我的房子，我的著作权和二千圆的贮金而已。我担忧将来因为我的自杀而没人要买我的房子，因之对于有别庄的富人们感到羡望。你对于这句话，要觉得好笑吧！我自己对于这句话，也觉得好笑。但是事实上想到这里的时候，深深地感到不便。一方面又不能避掉这种不便，我只想自杀了之后，不使家族以外的人，看到我的尸体。

　　但是，我的手段决定之后，也有一半对于生的执着，所以跳进死里去时的Spring board是必要的。我不像红毛人一般，将自杀当作罪恶，佛陀且在《阿含经》中肯定了他的弟子自杀。而曲学阿世之徒，将这种肯定，解释作只能适用于万不得已的时候，但是在第三者眼里看来，“万不得已的时候”并不是悲惨无救而非死不可的非常时候。自杀的人，总是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自杀的。在万不得已之前，敢于自杀，竟可说非富有勇气不可。做这种Spring board的，最好是女人。克拉司脱在他自杀之前，屡次劝他的朋友做他的“男的”同伴，拉西奴也想和莫利爱或朴亚罗同时到赛奴河去投身。但是我却不幸没有这种朋友，只有我知道的一个女人，想和我同死。但这也是成了一种不能成功的计划。在这个时候，我生了一种没有Spring board也能自杀的自信。这并不是因为没有人和我同死，才绝望而产生这种信念，实在是渐次变化感伤的我，想到了即使是死别，也该爱护我的妻子的缘故。同时我也知道了我一个人自杀，比两个人自杀容易。此外还有我自己有自由选择自杀的时间的便宜。

　　我最后所用功夫的，是不使家族注意而巧妙地自杀。这件事，在准备了几个月之后，才得到了某种自信。这事因为与对我有好意的人相关，这里不能明说。即使说了，也不能适用精神上的帮助罪的。（没有比此更滑稽的罪名了！）假使这种法律适用起来，犯人不知要增加多少！药店，枪炮店，刀店，即使说不知道我们人的意思，在言语或表情上流露出来，总多少非受一点嫌疑不可！

　　但是，社会和法律自己，都是构成自杀帮助罪的。最后，这个犯罪人有柔和的心脏，帮助罪不至于构成，这大概是确实的。我很冷静地准备完了之后现在只玩着等死。从此以后的心境，大抵和马埃伦特儿的话相仿。因为我们人类是人间兽，像动物一般怕死。所谓生活力，实在是动物力的别名。我是一匹人间兽，但是照我已经厌倦于食色看来，大约我的动物力已经渐渐消失。我现在所住的，是冰一般清澄的神经的世界。昨日晚上我和一个卖笑妇在一起，谈到她的工钱，深深地觉到我们人间“为生活而生活”的可怜。假使我们能够自甘永眠，那么即使对我们自己不能算得幸福，也可认作和平。但是，我几时才能毅然地自杀，却是一个疑问。不过，自然是永远美的，它一定在笑我既爱它的美而却要自杀的矛盾。自然的美，在我末期的眼中映着，我因为与别人不同地观看、爱慕和理解，所以即使在苦痛之中，我也感到满足。请你将这封遗书，在我死后几年之内不要公表，我或者不像病死一般地自杀，也未可知。

附记

　　我读了恩倍·特克来司的传记，觉到自己有想做一个神的欲望，这样的从前已经有了。我这篇手记，只要我还有意识，我是不自以为神的，不，我自以为是一个极平凡的人。你如还能记起在菩提树下谈论爱德那的恩倍特克来司的二十年前的往事，我在那时候，已经是自以为神的一人。

　　致家族的遗言：

　　一、绝对不必使我苏生。

　　二、绝命之后，通告小穴君。若在绝命之前通知，一则使小穴君苦痛，二则使世人不安。

　　三、假使被人知道是自杀，那可不必说，若别人不知道，只说是中暑身死。

　　四、死后请和下岛先生商量办事；假使被人知道是自杀，将致菊池的遗书交付。致文子的遗嘱，可开封阅看，一切须绝对照遗书办理。

　　五、将“蓬平的兰”赠给小穴君，将砚赠给义敏。

　　六、遗言读后，须立刻烧却。

（沉端先 译）

另一个翻译版本的手记（节选）

　　从未有哪个自杀者如实记录过自己的心理活动，恐怕这是自杀者的自尊心使然，或是对自身心理缺乏兴趣的缘故吧。但我却想在这寄给你的最后一封信中，明白无误地向你传达我的心理。当然了，即便我不特意告诉你我的自杀动机，也未尝不可。雷尼耶曾在其短篇小说中描写过一个自杀者，该小说的主人公居然连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要自杀。其实，只要打开报纸，你就能在社会新闻版面上看到各种各样的自杀动机，诸如衣食无着啦，病痛难耐啦，精神上痛苦不堪啦，等等。但是，根据我的经验可知，这些并非自杀动机的全部。非但如此，这些大多只是酿成动机的过程而已。恐怕自杀者大抵都像雷尼耶所描写的那样，是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自杀的吧。那里面包含着导致我们做出某种行为的复杂动机。不过，至少我是知道的。我之所以要自杀，是由于某种隐隐约约的不安。某种我对于未来的、隐隐约约的不安。也许你不会相信我说的话吧。这自然也无可厚非。因为近十年来的经验告诉我，除非你离我较近且身陷类似的处境，否则我说的话就会像风中的歌声一般消散于无形。因此，我并不责怪你。

　　近两年来，我净在考虑死亡之事。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我深有体悟地阅读迈因兰德。毫无疑问，迈因兰德以抽象的语言，巧妙地描述了通向死亡的道路。然而，我却想以更为具体的方式来描述同一个主题。

　　在此欲望前，对于家人的同情之类，我是一概没有的。就此而言，我不得不又先留下如此inhuman的话语了。倘若你认为这便是“无情”，那我也不得不认为，我确实是有着“无情”的一面。

　　我有着将一切都如实记录下来的义务。（我也解剖了我对未来的不甚明了的不安。关于这一点，我觉得在《某傻子的一生》中已基本表达清楚了。只是故意没写我所面对的社会环境——将阴影投射于我身上的封建时代。为什么故意不写呢？是因为直到今天，我们仍或多或少地置身于封建时代阴影之中。我只想将此舞台之外的背景、照明以及出场人物的——基本上是我自己的所作所为写出来。更何况对于自己本就身处其中的社会环境之类，我是否真有清醒的认识，也是颇可怀疑的。）

　　…………

　　我死后，我的家人就只能依靠我的遗产生活了。而我的遗产只有100坪土地、我的房子、我的版权以及2000日元的储蓄而已。我的房子或因我自杀而难以出售，我为此十分苦恼。因此，我十分羡慕那些拥有别墅的资本家。我说这些话，或许会让你觉得好笑吧。其实我自己也为现在说的话感到好笑。然而，在考虑此事时，我却真切地感受到了现实层面上的不便。因此，我只想采取除了家人外，尽量不让外人发现尸体的自杀方式。

　　…………

　　我们人类也只是被称作“人”的动物，故而具有怕死的动物本能。所谓的“生活能力”，其实也不过是动物之求生能力的别名而已。说穿了，我也只是一只被称作“人”的野兽，且已厌倦了食色，由此可见，我已渐次丧失了动物之求生能力了。

　　我如今身处冰一般透明澄澈的、病态的精神世界中。昨晚我跟一个妓女谈论了她的工资，深切地感受到我们人类“为了活而活着”的悲哀。倘若甘于进入永久的睡眠，那么即便不能给自己带来幸福，也能带来平和安详吧。可话虽如此，我到底何时才能毅然决然地实现自杀，也还是一个问题。不过大自然在我如今的眼里显得越发美丽了。热爱大自然之美却又想自杀——想必你要笑我这种自相矛盾了吧。但是，这也仅仅是大自然之美映入我这双临终之眼的缘故而已。对于大自然，我比别人看得更多，爱得更深，理解得更透彻一些。仅就这点而言，即便身处重重困苦之中，我自己也还是满意的。

　　这封信请你妥善保管，在我死后数年间也不要公开。因为，我也可能是病死而未必是真的自杀。

　　追记：我读了恩培多克勒的传记后，就感到那种想自我封神的欲望有多么的陈腐。仅就我的意识所及，我的这篇手记并非自我封神之作。恰恰相反，我是将自己当作芸芸众生之一的。想必你还记得，二十年前，我们在那棵菩提树下讨论“埃特纳的恩培多克勒”的情景吧。当时的我，倒也是想自我封神的人之一。

昭和二年（1927）七月 遗稿（徐建雄 译）

评价芥川龙之介

我并非仅为自身人格的完成而写作，当然，也不是为革新现今社会组织而创作，我的创作只为造就我内心世界的诗人或造就诗人与记者。

——芥川龙之介（1892—1927）

不做作，戏谑的乐趣自然横溢，材料新颖，深得文章要领，感到敬佩。这样的东西发表个二三十篇，一定在文坛上独领风骚。不过，只有《鼻子》一篇，恐怕大多数人不会看到，即使看了也不会特别留意吧！希望你不要在意，继续努力。

——夏目漱石（1867—1916）

老实说，对于他的自杀，我不能理解。我总觉得，再过两三年，他或许能过得悠然自得。无论学问和智慧，我这个不学无术的前辈，常常请教他，因此他与世长辞，对我实在是无法估计的莫大损失。

——谷崎润一郎（1886—1965）

像他那样有高深的教养、优秀的趣味，以及兼备和汉洋的学问的作家，今后恐怕绝无了。

——菊池宽（“芥川奖”创办人，1888—1948）

这个作家好像从书籍之间变出来的，在世上只活了三十几年，谈笑一通，马上又隐身于自己创作的书籍之间，不再出来。

——室生犀星（1889—1962）

人们被他的飒爽风貌和绚烂才华所眩惑，没发现深处秘藏的潜质。他的真面目是悲哀忧伤的，这种人品构成他文学的根柢。把那悲哀巧妙地转换而诉诸笔端的努力，不就是芥川文学吗？

——佐藤春夫（1892—1964）

芥川这些作品，因为依往昔的故事描写旧时代，而被称作历史小说。其实它并不原原本本地描绘历史或历史上的人物，而是用自己的新思想赋予古故事人物现代化的自我意识。因此，纵然披着历史的外衣，实际上与现代小说没有什么两样。

——井上靖（1907—1991）

同一时代的作家，绝少像他这样为了追求崇高的艺术理想、寻求完美而名副其实地削骨刻肉者。作为艺术家的他，不许自己固着、低迷于一处，始终能刻画时代的病根和社会的烦恼，是个与社会共同烦恼的洁癖生活者。

——吉田精一（1908—1984）

所用的主题最多的是希望已达之后的不安，或者正不安时的心情。

——鲁迅（1881—1936）

在芥川的作品上，可以看出他用了性格的全体，支配尽所用的材料的模样来。这事实便使我们起了这感觉，就是感得这作品是完全的。

——田中纯

芥川代表了从大正到昭和初年，日本知识分子最优秀的一面。

——荒正人《现代日本文学史概论》

他有意识地创造了文体——不是陈陈相因的文体，而是一扫庸俗气的艺术文体。

——中村真一郎

众多读者喜欢芥川的小说，并非主题，而在于作者的感情能打动人，即我所说的日本的“忧情”。

——福田恒存

新思潮派的第一人是芥川龙之介。他具有天才，博闻强记，作品取材清新而博洽，观察警拔，修辞精练，表现巧妙。

——谢六逸

芥川是一位才华横溢，学历丰富，思想深刻，气质高迈，文字清丽，在艺术琢磨上颇有功力的作家。

——楼适夷

短篇小说巨擘芥川龙之介是日本大正时代的一位重要作家，是新思潮派的柱石……突破了长期作为文坛主流的自然主义文学，正视社会现实，既有浪漫主义色彩，又有现实主义倾向。

——文洁若

芥川无疑是睥睨东瀛近代文坛的少数几位大家之一，尤其短篇小说几乎无人可出其右。

——林少华

芥川龙之介的历史小说是以古寓今的，是有深刻的社会意义的，是森鸥外式的超脱历史的历史小说。

——仰文渊

如果要在日本找个可以与西方的卡夫卡相对应的人，就是芥川龙之介了，他们都是最先感到“现代”来临，既无法应对又无法躲避。

——止庵

芥川被人称作东方的卡夫卡，被传记作家说成“神经脆弱到连门前有人咳嗽都会大吃一惊”的人。他的短篇小说，有些是阴郁的，叫人悚然。但是我还是很痴迷于他的历史小说，那样奇怪的视角，叫我很诧异。也是我了解日本的一个渠道。

——camelye

芥川龙之介的文笔就像一把刀，把所有施加于生活之上的罗曼蒂克的幻想撕碎，让你不得不深思生活的现实，现实的生活。残酷、真实、丑陋、绝真。所有的所有就是把生活的色彩都变成赤裸裸的黑白灰。芥川龙之介，在35岁就结束了他年轻的生命。他的内心是如此的极端，如此的清醒。我们都说做人要难得糊涂，但这种糊涂在他身上全无痕迹。

人世无常，有的人选择超然世外，有的人选择像个战斗者直击现实。

——夜萤

断断续续看了一个多月才把这本合辑看完，感慨万千。这里面收集了《罗生门》《地狱变》《鼻子》《河童》等五十一个故事，来映射自己一生，一个个细节犹如倒刺刺痛表皮触及心底，充满厌世主义，悲观的世界观，抑郁的心理状态，以及文字的渗透出完美主义，为了美，破坏美，拿自己为其殉道。

逝世九十余年，名字依旧在文坛闪耀，怪异荒诞的思想，灵活诡异的文字，直扣人心的质问，冰酷的鞭打着毫无信仰在人世迷途踏步的人。

——大帅

读芥川的小说，常让人惊讶：他对人，对人性，怎么会有如许深刻的认识和了解！在细小琐碎平平常常的事物中，竟能将人性的某些方面，剖析得那么尖锐而透彻！芥川的小说，因探求人性而揭露出人性恶，但并非为揭露而揭露，实是他对人性善的一种向往，追求美好愿望的一种折射。

——佚名

赵玉皎 书序

芥川龙之介：人生不如一行波德莱尔

　　1917年6月27日晚，梅雨季节结束后的一个闷热夏夜，位于东京日本桥的鸿巢饭店灯火通明，嘉客满座。这里正在举行一场盛大的宴会。桌上装点着一簇簇玫瑰和香豌豆花，围桌而坐的皆是当时文坛的中坚与新秀，有谷崎润一郎、久米正雄、铃木三重吉、小宫丰隆、江口涣、佐藤春夫等。这些人的名字将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熠熠生辉，但此时他们的关注与称羡都投给了一个清瘦寡言的年轻人，他就是本次聚会的中心人物——芥川龙之介。这一日群贤毕至，正是为了庆贺他第一部作品集《罗生门》出版。

　　这位二十五岁的东京帝国大学高才生可谓少年得志，在过去的一年半时间里，他几乎是一帆风顺地完成了毕业、就职和文坛成名等人生大事。他先是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于东大英文专业，随即成为海军学校的英文教官。正途出身并获得一份体面的职业，已是具备了一名男子在日本社会安身立命的资本，更为难得的是，他的才华足以支撑他的文艺理想，他在此期间写下的《罗生门》《鼻子》《山药粥》等佳篇迅速获得世人瞩目，从而一跃成为文坛最闪亮的新星。而且，作为文豪夏目漱石最得意的门生，据说他很可能成为漱石的乘龙快婿，那势必更加助益他的前程。现实已是称心如意，未来又灿烂可期，着实羡煞旁人，难怪日后佐藤春夫不无感慨地回忆道：“我一边思索着自己无望的文学生涯，一边想，身处满座中心、意气风发的芥川是幸福的。”

　　然而世事往往变幻无常，令人唏嘘感叹。这位日本大正时代文学最杰出的代表，虽然以花团锦簇的盛况华丽登场，但当时的诸人又怎会想到，十年后的同样一个夏夜，身心俱疲的芥川龙之介服下了大量安眠药，在寂寞的雨声中沉入长眠。艺术的辉煌与人生的痛楚并存于他身上，共同构成了芥川龙之介文学的独有意蕴。

世纪末的忧郁

　　要理解芥川文学，一个不可忽略的关键词就是“世纪末”。“世纪末”指的是19世纪末法国等欧洲国家出现的颓废、享乐、唯美、神秘、怀疑等倾向的文艺思潮，代表作家有法国的波德莱尔、兰波，英国的爱伦·坡、王尔德等人。阅读芥川龙之介的作品，会发现他对世纪末文学情有独钟，甚至写出了“人生不如一行波德莱尔”的名句。一个重要原因当然是他生于19世纪末，青少年时代正是世纪末文艺思潮在日本影响最盛的时期，此外也因为他生来气质忧郁而敏感，与世纪末的作家们天然契合，身世带来的忧伤和不安感更加强了这一倾向。芥川日后曾经回忆青年时代倾倒于世纪末文学的情景，“天色渐暮，但他依然热心地看着书脊上的文字。摆在那里的，与其说是书籍，莫如说是世纪末本身”。这种偏好一直持续了芥川龙之介的一生，是潜藏在芥川文学深处的精神底流。

　　1892年3月1日，芥川龙之介生于日本东京。父亲新原敏三是一位小有成就的牛奶商人，经营牛奶店并拥有牧场，性格比较急躁，母亲富久则内向寡言。因他生于辰年、辰月、辰日、辰时，故而被命名龙之介。龙之介是第一个男孩，之前有两个姐姐，他出生时父亲已经四十三岁，母亲三十三岁。父母中年得子，自然十分珍爱，况且家境宽裕，龙之介的童年本应无忧无虑。但不幸的是，他出生仅仅七个月后，就遭遇了人生第一个沉重打击——母亲富久突然精神失常。母亲的发疯是笼罩龙之介一生的沉重阴影，身为疯子的儿子的痛苦、对遗传的恐惧一直折磨着他，使得他时常处于忧郁之中。“人生悲剧的第一幕始于成为父母子女。遗传、境遇、偶然——掌握我们命运的，终究还是这三种东西。”（《侏儒的话》）随着心灵的困顿和身体的衰弱，这种精神痛苦也日益深重，最终成为他自杀的原因之一。

　　因为母亲发疯，舅父芥川道章将龙之介接回芥川家抚养，十年后母亲去世，又过了两年，十二岁的龙之介正式成为芥川家的养子。芥川家是士族旧家，世代掌管江户幕府的茶会庶务，养父曾任职东京府土木科长。日后龙之介在自传色彩浓厚的《大导寺信辅的半生》中，描写了在养父母家中贫困与拘谨的生活，但这部作品存在很多文学夸张，实际上养父母家境尚好，家中有两名女佣，龙之介可以经常去观看歌舞伎表演，也能随意购书，惹得同学羡慕。而且家中颇有文艺之风，养父爱好南宗画、围棋、盆栽、谣曲、俳句等，养母也爱好文学和美术，这对龙之介文艺趣味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

　　需要特别一提的是龙之介的姨母富纪，她是母亲的长姐，终身未婚，如慈母般抚育龙之介。养父母都对龙之介甚为疼爱，姨母和他的感情则最为亲厚，龙之介日后对三位老人都孝敬有加，但他的作品中时常流露出身为养子的压抑和家庭给予他的束缚感。其实平心而论，他所受到的限制拘束并不比同时代的青年更深重多少，不得不说此种感觉与他生来的文艺气质有关。

　　龙之介自幼体质孱弱，敏感而富于感性，早早便显露文学偏好。他小学时最爱读《水浒传》《西游记》和泷泽马琴的《八犬传》，中学时更大量读夏目漱石、森鸥外、泉镜花等当代名家著作。尽管在《大导寺信辅的半生》中，龙之介描写了与教师的冲突、操行被恶评等，但那纯属虚构，就像现实中的乖学生幻想一下自己是不良少年。实际上，从小学到大学，龙之介一直是个模范学生，成绩优秀，英文、汉文尤其出类拔萃，并且爱好历史，这为日后历史小说的创作打下了基础。

　　1910年9月，十八岁的龙之介进入第一高等学校文科，三年的高中生活对他的内心形成有着重大影响。龙之介“一高”时代的同窗好友有作家久米正雄、菊池宽、松冈让等人，这种朋友关系持续终生，对“小说家”芥川龙之介的诞生起了重大作用。龙之介去世后，菊池宽为了纪念他而设立的“芥川奖”，如今已经成为日本文学的最高奖项。当时文坛中享乐主义倾向很强，文学青年们受到感染，也常常饮酒放纵，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充满求知欲，有着哲学思索的癖好。而通过读书治疗精神上的饥渴，以及充满求知欲和读书欲的青春，是形成芥川文学性格的一大要因。

　　“一高”时龙之介的阅读重心开始移向西方文艺，莫泊桑、波德莱尔、斯特林堡、易卜生、萧伯纳、托尔斯泰等都是他在作品中时常提及的，其中，他尤其爱好世纪末作家的作品。这一时期他的厌世主义、怀疑主义倾向非常强。纵观龙之介的一生，便可发现，他在青春期的厌世主义和怀疑主义，并不是青少年常有的感伤，也不是一时性的，而是与他自身深层次的精神相结合的。

　　1913年9月，龙之介进入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科。大学期间他开始创作，在东大学生的同人杂志《新思潮》上发表了几篇作品，虽然都并不成功，但也获得了珍贵的经验。就在他进行创作尝试期间，生活中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并且直接影响了其后的人生道路，那就是初恋的失败。

　　龙之介的初恋对象是一个名叫吉田弥生的姑娘，是熟人家的女儿，龙之介对这次纯真的爱恋非常认真，但不知何故，他们的恋爱遭到芥川家的强烈反对，态度最坚决的是他深爱的大姨母。

　　“我打算求婚……向家里人说了这件事，遭到了强烈反对。姨母哭了一夜，我也哭了一夜，翌日早晨，我脸色难看，说我放弃了。”（1915年2月28日致恒藤恭书信）

　　初恋最终失败，姑娘嫁给了一名海军士官。初恋的失败使龙之介受到了重大打击，本就敏感忧郁的他痛切感受到身为养子的不自由，而且对亲情之中含有的利己主义深感失望。“周围是丑陋的，我自己也是丑陋的。眼看着这一切而生活，是痛苦的。……对于离开了利己主义的爱的存在，我表示怀疑。”（1915年3月9日致恒藤恭书信）

　　短暂恋情的破灭促使龙之介深入思索人们心底潜藏着的利己主义，这与他性格中原有的厌世主义和怀疑主义倾向相结合，最终导致了事实上的处女作《罗生门》的诞生。

古典的华光

　　在《罗生门》之前，芥川龙之介已经发表了几篇作品，但都是不成熟的练笔之作，可以说，《罗生门》才是他真正意义上的处女作，芥川身为作家生涯的开始，是以《罗生门》为界的。

　　1915年11月，《罗生门》发表于《帝国文学》。小说取材于日本古老的传说故事集《今昔物语集》，描写了一个在大灾荒年代走投无路的家仆徘徊于罗生门下，内心在“饿死还是当强盗”之间挣扎动摇，突然发现城门上一个老妇正在拔死人的头发，听着老妇的诉说，家仆心中尚存的那一点嫉恶向善的念头渐渐消失，终于夺走老妇的衣服，走上了为盗之路。《罗生门》是芥川文学的出发点，在此部作品中，芥川对于人生的怀疑态度和对于利己主义的人性之绝望已经显露无遗，这一主题在他此后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被一再重复。

　　《罗生门》的另一个重要意义是它预示了芥川龙之介的取材方向，即对古典题材的发掘。芥川回忆道：“当时写的小说是《罗生门》与《鼻子》两篇。从半年前开始，拘泥于恋爱问题的影响，独自一人时便情绪消沉，因此想写尽可能与现状隔离、尽可能愉快的小说。因此首先从《今昔物语集》取材，写了这两个短篇。”（《那时候的我》）《今昔物语集》是日本平安时代编撰的传说故事集，记录了佛教和世俗的种种故事，在芥川龙之介的时代，这部物语集本来并不受到大众的关注，芥川却独具慧眼，窥到了这部古旧的物语集隐藏在厚厚的历史尘埃之下的光彩，于是精心选题，细细打磨，加以新的阐释，以此为基础创作了一系列名篇佳作，使得被遗忘的古典重又焕发出灿烂光华。

　　虽然《罗生门》如今被视为芥川的第一代表作，但由于发表在东大的内部刊物上，读者有限，当时并未引起多大反响。芥川的成名尚需要一个重大契机，那就是进入文坛泰斗夏目漱石的门下。

　　这一年的年末，芥川龙之介初次参加漱石山房的“星期四会”。星期四是夏目漱石的见客日，每逢星期四，门下的文学青年们都会围绕着漱石，自由地谈论文学问题。才华横溢的龙之介很快得到了漱石的青眼相看，成为漱石晚年最赞赏钟爱的弟子。

　　翌年2月，第四次《新思潮》创刊。这份东大学生的文艺刊物此前曾经办过三次，但影响最大的当属这一次，因为参与者芥川龙之介、久米正雄、菊池宽、佐藤春夫等人日后都在文坛成名，文学史上将他们称为“新思潮派”，是大正时代文学最重要的力量之一。

　　芥川龙之介在创刊号发表了《鼻子》。《鼻子》也取材于《今昔物语集》，描写了一个高僧禅智内供长着长鼻子，为此受尽众人嘲笑，他深为苦恼，百般寻求将长鼻子缩短的办法，终于用一种奇妙的蒸煮踩踏之法如愿以偿。可是缩短了鼻子的内供却受到了更露骨的嘲笑，内心陷入了矛盾徘徊，终于有一天短鼻子重新变长，内供才重又安心。对于那种旁观者的利己主义，芥川龙之介解释道：“人们心中有相互矛盾的两种感情。当然，对他人的不幸，人们莫不表示同情。可是一旦那人勉力摆脱了不幸，别人又感到有点索然无味。稍稍夸张一点说，人们甚至会希望那人再次陷入同样的不幸。”《鼻子》的笔调十分幽默，但在幽默的背后，却潜藏着作者对于利己主义的人性的绝望，这与《罗生门》一脉相承。

　　《鼻子》得到了夏目漱石的热情称赞：“作品非常有趣、沉稳，没有戏谑、却自然地流露出幽默之处，具有优雅的趣味。而且材料新颖，文章结构十分匀整，令人佩服。这样的东西，今后再做二三十篇，必会成为文坛无与伦比的作家。”

　　漱石的赞赏大大增强了芥川龙之介的自信，他再接再厉，又写出了第三部名篇《山药粥》。《山药粥》依然取材《今昔物语集》，描写了一位处境堪怜的五品大夫，一直怀着一个卑微的愿望，即饱饱地喝一顿山药粥。这一愿望虽然经年不能实现，却成为五品生活下去的希望和动力。后来机缘巧合，五品终于有机会饱餐一顿山药粥，但他在堆满食案、盆满钵满的山药粥面前，却没有了胃口，而且永远失落了生命中的寄托和期待，体味到难言的空虚。芥川对《山药粥》寄予厚望，闭门谢客，以日均一页到两页的速度，字斟句酌地写成。《山药粥》不负苦心，得以发表于一流杂志《新小说》上，而且大获好评。芥川趁势又发表了《手绢》《烟草与魔鬼》《大石内藏助的一天》等佳作，名声与日俱增，迅速成为文坛的新晋作家。

　　二十四岁这一年可说是芥川龙之介人生中的重大转折点。这年夏天他东大毕业，同时文坛成名，年末时又获得了在横须贺海军机关学校担任英语教官的就职机会，由此迁居古都镰仓。第二年即1917年5月，他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罗生门》，随后举行了盛大的出版纪念会。11月，第二部作品集《烟草与魔鬼》出版。一年中出版两部作品集，说明了芥川龙之介的人气之旺盛。

　　此时，芥川的婚姻问题提上了日程。本来，作为漱石门下最优秀的弟子，他一直被漱石的遗孀镜子夫人和门下师兄们视为漱石长女笔子小姐佳婿的第一人选，但芥川却已有意中之人，那就是十八岁的冢本文子。文子是芥川中学时代朋友山本喜誉司的外甥女，文子的父亲是一位海军军官，早年死于日俄战争中。1918年2月，芥川龙之介与文子结婚。文子夫人性格温柔而开朗，两人感情融洽。虽然随着芥川的名声日隆，他与几名女性有过或深或浅的纠葛，但总体而言，他的家庭生活堪称平稳和睦，在他们十年的婚姻中，育有三个男孩。

　　同年2月，芥川龙之介成为大阪每日新闻社的签约作家，以不在别家报纸发表小说为条件，得到每月50日元的额外报酬，再加上稿酬和教职的薪水，使得他在经济上没有后顾之忧，在安定的生活中集中精力进行创作。3月，芥川偕同新婚妻子在镰仓租了新居，新居庭院中有一个莲花池，池畔植有五六株芭蕉，同住的还有姨母和一名女佣。在这个远离东京的海滨小城中，一家人过着宁静的生活。芥川白天教授英语，晚间创作小说，其间佳作迭出。他们一直在镰仓住到了翌年4月，这一年余的古都生活在芥川的一生中，无论在文学上和生活上都堪称是最幸福的时代。

　　镰仓时代芥川最有名的作品是《地狱变》，这部作品仍然取材于古典，描写了一位痴迷于艺术的画师良秀奉命创作《地狱变》屏风，却因为无法画出地狱中女子被烈火焚身的场面而苦恼，后来良秀目睹女儿被活活烧死，他的脸上却洋溢出“心醉神迷的法悦的光辉”。《地狱变》有着作者自身的投影，主人公画师良秀艺术至上主义的人生态度与芥川龙之介相通，而良秀在完成屏风之后的自缢身亡，又表现出芥川在道德与艺术追求相冲突时的内心矛盾。芥川龙之介的一个重要文艺思想就是“艺术至上主义”，即将艺术视为人生的最高理想，认为艺术拥有绝对价值，《地狱变》就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

　　在镰仓时代，芥川还写了一系列珠圆玉润的超短篇小说，包括《女体》《黄粱梦》《英雄之器》《蜘蛛之丝》等。这些超短篇小说或表现艺术思想，或取材中国古典表达他的历史见解，共同的特点是文笔优雅、格调清澄，几乎字字珠玑，充分体现了芥川文学重视技巧、字句凝练精美的特色。

　　随着芥川龙之介作家地位的巩固，英语教官的职业对他已然不是那么必要，反而束缚了他喷涌的创作灵感。于是1919年3月，芥川辞去了海军学校的教职，结束了两年四个月的教师生涯，离开镰仓回到东京，成为专业作家。

　　镰仓时代的结束标志着芥川龙之介创作前期的终结。他的前期作品绝大部分为历史小说，其间名篇迭出，内容和形式都丰富多彩，涵盖了芥川历史小说的所有方向，包括王朝题材、基督教题材、江户时代题材、明治开化时期题材、中国题材等。历史小说是芥川文学的标志性成就，相对于另一位历史题材的大家——明治文豪森鸥外，芥川的历史小说不像森鸥外那样尊重历史的本来面貌、探寻历史的自然，他取材最多的《今昔物语集》本来就是故事性大于史料性，而他更是借用历史题材来表达近代人的思想，用古人之杯酒浇自己胸中的块垒，这是芥川历史小说的最大特色。有趣的是，古典题材和芥川的近代思想相互为用，芥川的新阐释使古典焕发了生机，而古典的外衣又为芥川文学涂上了典雅瑰丽的色彩，形成了难以言喻的独特魅力。

探索与挫折

　　回到东京后，芥川龙之介将书房命名为“我鬼窟”，这源自于他吟咏俳句时使用的俳号“我鬼”。从我鬼窟时代开始，芥川龙之介的创作进入了中期。芥川的中期创作虽然长达六年，但成就并不及前期，相对于激情奔涌、才气纵横的前期作品，此时的作品明显出现了良莠不一的顿挫感。芥川中期创作的显著特点是：除了延续前期历史小说的风格和主题外，他试图突破自己，开拓新的领域，从现实生活中寻求题材，创作了多部现代小说。但是总的来说，芥川龙之介的现代小说成功之作很少，远未达到历史小说所具有的高度，伴随他的新探索而来的更多是挫折感。

　　在镰仓时代的末期，芥川就写了现代题材的小说《毛利先生》，追忆了一位不合时宜的老教师，这部作品虽不像他的历史小说那样令人惊艳，但文笔亦庄亦谐，感情颇为真挚，加上芥川的文坛盛名，所以一时间引发了作家们追忆旧日教师的风潮。回东京后，芥川虽然发表了一系列作品，但佳作很少，其中只有表现寂寞人世间一抹暖色的小文《蜜橘》，以及以美浓大地震为背景、对人性表示怀疑的《疑惑》尚足一观。

　　进入1920年后，芥川写出了优美的短篇佳作《舞会》，这篇小说以明治开化期的鹿鸣馆舞会为题材，在衣香鬓影的繁华场中，人们仰望那转瞬即逝、美得令人悲从中来的焰火，极绚丽与极短暂的对比使得小说余韵悠长。《舞会》再次表现出芥川龙之介驾驭历史题材的高超能力，而说到他不擅长的现代题材的探索，具有重要意义的作品则是《秋》。《秋》的主人公信子是一位具有文艺趣味的才女，为了成全妹妹的爱恋，她舍弃了有共同文艺爱好的表兄，嫁给了一心关注米价和家用的平凡丈夫，后来重逢表兄，心中荡起难言的怅惘。《秋》在芥川的作品中，罕见地以现代家庭为题材，在平淡寂静的生活中缓缓流动着一种哀愁的气氛，是难得的现代题材佳作，表明芥川的新领域探索取得了一定成功。

　　但在《秋》之后，芥川虽然又写了多部现代题材作品，却再无杰作。能够代表芥川中期创作水准的，依然是历史小说。《南京的基督》以信奉基督教的风尘少女为主人公，描绘了无知纯真的人的幸福。《杜子春》取自中国传说，却与原作大异其趣。杜子春为了修仙必须缄口不语，他经受了包括地狱酷刑在内的种种考验，但在自己父母转世而成的老马遭受残酷鞭挞、垂垂欲死时忍不住叫了一声“娘”！芥川颠覆了原典中对修仙不成的遗憾，为杜子春安排了在桃花烂漫的泰山南麓认真生活、堂堂正正做人的美好结局，是芥川作品中少见的色调明亮的佳篇。取材于中国元明画家逸事的《秋山图》，再次展现了芥川龙之介的博学多才，芥川一向对绘画怀有兴趣，并手绘过多幅作品，《秋山图》是他在中国绘画方面造诣基础上成立的，从中可以窥见他的艺术观。

　　1921年3月到7月，芥川龙之介进行了历时四个月的中国之行，旅行印象记于1925年出版的《中国游记》。像许多具有古典趣味的文士一样，芥川也感受到了他理想中的、洋溢着古典诗情的中国与他眼中的现实中国之间巨大的落差。他的健康情况在这次旅行后急速恶化，此后的六年间，神经衰弱和失眠症一直未能痊愈，身心的疲惫直接影响了他的后期创作。

　　1922年1月，芥川在《中央公论》等四份一流杂志的新年号上同时发表了《竹林中》等四篇作品。四作齐发表现了他的文坛地位达到顶峰，但这主要是他此前名声积累的结果，事实上，四篇作品中只有《竹林中》达到了高水准，其他只是平平之作。《竹林中》围绕一名武士被杀的事件，由樵夫、大盗、武士等七名当事人进行讲述，众人的讲述各不相同，由此表现了人心的微妙和人生真相的难以把握。此年度的另一佳作《六宫小姐》则以哀婉典雅的笔致，讲述了一个平安时代贵族闺秀的悲哀命运。

　　这期间，时代出现了新的动向，主要是一战后的经济恐慌使得农民运动和劳工运动高涨，文坛上表现为无产阶级文学的兴起。像芥川这样的著名作家，自然成为左翼激进作家和批评家的攻击对象，被称为资产阶级作家而遭到批判否定。芥川的好友菊池宽创刊了《文艺春秋》，来与无产阶级文学派进行论战。但芥川的性格并不喜欢论战这样激烈的形式，占据他生活大部分的是艺术，可是无产阶级文学派的压力使得他难以在书斋中安坐，不得不对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表现出更多关注。

　　1923年，芥川龙之介开始创作“保吉”系列的现代小说，主人公保吉的原型即芥川本人，素材取自于他在海军机关学校的任职经历。这说明芥川无法继续在历史小说领域中泰然安坐，因此尝试将自己的经历直接转化为作品，但保吉系列没有出色的作品，再次证明了芥川对于现代题材的不甚擅长。

　　那之后，除了取材于战国末期著名的细川伽罗奢夫人、颠覆偶像色彩的《丝女手记》之外，芥川的中期创作再没有可圈可点的佳作出现。整体而言，他的作品质量明显低下，健康不佳、创作力衰退是直接原因。关于这一期间的心境，芥川日后做出了如下描述：

　　　　“他和一个大学生走在长满芒草的原野上。

　　　　‘你们还有旺盛的生活欲望吧？’

　　　　‘是的。不过，您不也是……’

　　　　‘我没有了。我只有创作的欲望。’

　　　　这是他的真心话。不知不觉中，他对生活失去了兴趣。”

　　三十二岁的芥川龙之介，创作生涯已经有九个年头，他自身感觉到疲劳，文坛也能听到芥川龙之介才力已尽的评论。他对生活失去了热情，不过依然渴望创作上的突破，却深切地感受到艺术上的滞塞，这对他意味着莫大的苦痛，使得他的神经衰弱越发严重，陷入倦怠之中。

艺术之殉

　　1925年1月，芥川龙之介发表了《大导寺信辅的半生》，这是他自传色彩最为浓厚的一部作品。虽然文学夸张成分过多，并不能当作真实资料来相信，作品本身的艺术成就也难说有多高，但他在这部作品中第一次正视自己的内心世界，以自己为主人公，具有标志性意义。因而人们一般以这部作品为界，将此后的两年半视为芥川创作的后期。

　　与前中期的创作迥然不同，芥川晚期作品的主要特点是以痛切的自我告白为主，这是耐人寻味的。本来，芥川的文艺思想是坚持虚构的创作方法，对日本的自然主义文学和私小说的告白性是持否定态度的，为此他不断寻求创作形式与文体的变化，并对小说人物的心理进行全新的解释，这是芥川文学的一大特色，也是他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可是到了生命的最后两年半，随着身体和心理状况的恶化，加上他试图为停滞的创作打开新局面，芥川的创作风格发生了重大变化。

　　芥川晚期的创作虽然有两年半时间，但他在1925年和1926年却基本处于搁笔状态。这期间他为健康状况和创作力衰退而烦恼，先后到修善寺、轻井泽、汤河原等处休养，偶然发表的几篇文章都并不成功。静养并没有使他的身体恢复，加上现实中又出现了《文艺读本》稿费分配纠纷、妻弟咯血、姐夫犯伪证罪等诸多烦心事，使得他的胃肠衰弱和神经衰弱越发严重。

　　1926年4月，芥川龙之介带着文子夫人和三个幼子来到神奈川县的鹄沼休养，在这里，他们离开养父母和姨母，最后一次享受到小家庭的温馨。但此时芥川身体和精神都十分衰弱，屡屡出现幻觉，文子夫人后来回忆道：“即便躺在房间中央，感觉房间的四角都要倾倒下来。有一次，我有事不得不外出，回来时看到他正在发抖。”（《芥川氏未亡人访问记》）芥川自己也说：“我发现在被风吹弯的松树间有座白色洋房，洋房是歪的。我想这是我的眼睛的问题。可是看了好几遍，洋房依然是歪的。这真可怕极了。”（《鹄沼杂记》）此种境况中，他们在鹄沼的生活可谓悲欣交集，“在这样的天空下，他与妻子第二次结婚。这是他们的欢愉，同时又是痛苦。”（《一个傻子的一生》）

　　在这种状态下发表的《点鬼簿》是1926年度唯一的佳作，芥川在文中痛切地怀念早已死去的亲生父母和姐姐，文末引用了俳句诗人内藤丈草怀念先师松尾芭蕉的名句，“春阳照孤坟，垅中逝者陌上人，幽明本难分”。自己与父母姐姐的区别，仅仅是自己尚住在坟墓外而已，已然流露出对死的预感。

　　1927年1月，芥川龙之介回到东京，在生命的最后半个年头，仿佛奄奄将灭的火苗突然再次迸发火星一样，芥川忽然迎来了创作的高产期，这是他生命的最后燃烧。《玄鹤山房》《海市蜃楼》《齿轮》《西方之人》都堪称力作，而《河童》和遗稿《一个傻子的一生》更是代表了晚年创作的最高水平。

　　继《点鬼簿》中死亡预感的流露之后，芥川最后半年的作品中更是鬼影憧憧，色调阴郁而昏暗。描写老艺术家自缢前家庭生活的《玄鹤山房》、描写神经衰弱的自己精神状态的《海市蜃楼》和《齿轮》，读来都令人悚然心惊。

　　《河童》是芥川最长的小说之一，也是他终生所思考问题的集大成之作。河童是一种传说中的两栖动物，芥川一直喜欢河童并亲自画过多幅河童图，《河童》采取了一个精神病人讲述自己误入河童国后的种种见闻的形式，对芥川一直思索的遗传、家族制度、恋爱、艺术、宗教信仰、刑罚等问题进行探讨。河童的世界与他自己的世界相重叠，他的整个人生是河童的背景，比如，河童在出生前会被询问是否想来到世间，如果害怕继承父母的遗传缺陷，就可以选择不出生。河童诗人托库看到一只年轻河童颈上吊着七八只家人河童、气喘吁吁地走路，冷冷地讥讽“看那蠢样”；可是当看到一个亮着灯光的小小窗口下，一对夫妇河童和三只小河童正围着桌子吃晚餐，又忍不住有些羡慕，认为“那盘煎鸡蛋总比恋爱之类更符合卫生学”。这些描写都耐人寻味，而最后，河童诗人托库的自杀仿佛暗示着他的自杀。《河童》笔致幽默，读起来不像芥川晚年的其他作品那样阴郁，但实际上依然笼罩着浓厚的死亡阴影。

　　在芥川生命的最后两年，自杀的念头时时地萦绕心间，“这两年间我一直在考虑死的事”（《致旧友函》）。回到东京后，芥川的生活中又相继发生了两件大事，对他来说都是沉重的打击。一是姐夫的自杀，一是好友宇野浩二的发疯。这年年初芥川的姐姐家失火，因为失火前投保了巨额保险金，姐夫被认为有纵火嫌疑，从而卧轨自杀。芥川不得不为此奔走，除了还清姐夫欠下的大笔债务，还要照顾姐姐和两个孩子的生活，这使他原本脆弱的神经濒临崩断的边缘。5月，作家宇野浩二发疯，芥川亲眼看到朋友精神失常后的模样，害怕自己终有一天会陷入此种状态，恐惧再次攫住他的心灵，这无疑加速了他自杀的步伐。“他的面前只有两条路，发疯或自杀。他独自走在黄昏的道路上，决心等待慢慢前来毁灭他的命运。”《一个傻子的一生》

　　从这年年初起，芥川龙之介有意识地探望友人，进行告别。芥川的自杀是难以痊愈的病痛、对发疯遗传的恐惧、严重的创作力衰退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如果对芥川的性情为人有所了解，便可以推想他做出自杀决定前后的矛盾与挣扎。与那些以自己人生的毁灭来换取艺术成功的破灭型作家不同，芥川龙之介其实是一个更具备通常意义上的责任感、符合传统观念对男性的期待的作家。他固然生来具有浓厚的文艺气质，神经质而敏感，在作品中时时流露出渴望突破束缚、追求自我的念头，但另一方面，现实中的芥川龙之介却又品学兼优、克制自我、怜爱妻儿，对养父母和姨母也都能恪尽孝敬之责。芥川在文艺创作的同时，从未疏忽对家庭经济的考虑，辞去教职之际，也是以大阪每日新闻社提供足以弥补教职收入的月薪为前提的，所以他的家人一直生活安定而优裕，从未像太宰治的妻儿那样体味到衣食不周的困窘。从《河童》中描写河童诗人托库抛下妻儿自杀后的场景，能够窥见芥川龙之介的心境之一斑：

　　那里有一只两三岁的小河童，正天真无邪地笑着，我便帮雌河童哄孩子。不知不觉中，我的眼里也蓄满了泪水。我在河童国居留期间，流泪的情形，前后只有这么一次。

　　“和这么任性的河童成为一家人，真够可怜哪。”

　　1927年夏天，芥川龙之介生命的最后时刻终于到来。7月22日，好友小穴隆一来看望他，芥川向他托付孩子们。7月23日，他一整天关在书斋中，完成了最后作品《续西方之人》。24日凌晨一点钟时，他来到姨母床边，说了几句话，随后回到书斋，服下致死量的安眠药，听着雨声读了一会儿《圣经》，在睡梦中与世长辞，结束了三十五年的短暂生命。

　　芥川龙之介留下了多篇遗稿，其中最有名的当属《一个傻子的一生》，这部作品用五十一个片段小节，象征性地描写了他的一生，可称为他的生平自叙。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电线依然放出锐利的火花。他综观人生，并没有什么特别想要的东西。可是，只有这紫色的火花——只有这空中激烈的火花，哪怕要用生命去换，他也想握在手中。

　　艺术的灵感、精神的闪光如同电线放出的紫色火花，即便燃烧生命也希望获得一瞬间的灿烂光华——这是芥川龙之介的精神写照。艺术至上是他终生秉持的信念，教养与良善的天性又使他难以舍弃道德与责任，最终，在现实人生和艺术追求之间，他选择了为艺术而殉身，就像《地狱变》中同样殉于艺术的画师良秀，虽然坟上青苔萋萋，已成荒冢，但“地狱变”屏风却长存世间、流光溢彩。芥川龙之介的创作生涯只有十余年，而在他辞世近百年后，他的作品却依然脍炙人口，不仅是日本人最喜爱的国民作家，更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阅读，给人们带来心灵的震动。正如他的名句“人生不如一行波德莱尔”，至少对于芥川龙之介而言，艺术之美超越了平凡庸常的人生，他短暂的生命在对艺术的追求中获得了永恒的圆满。

——赵玉皎

文洁若 书序

文洁若谈《罗生门》

　　短篇小说巨擘芥川龙之介是日本大正时代的一位重要作家，是新思潮派的柱石。这个流派表现了20世纪初日本小资产阶级不满现实而又苦于无出路的心情，在艺术上则突破了长时期作为日本文坛主流的自然主义文学，正视社会现实，既有浪漫主义色彩，又有现实主义倾向。

　　日本评论家中村真一郎认为：“芥川龙之介作品的主要特征就在于反映人们错综复杂的思想意识。当我们阅读他的全部作品或是他的一部自选小说集时，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接近于西欧20世纪的作家所刻画的复杂的内心世界。……读者一篇篇地读他的作品的时候，会产生这样的感想：人们是用不同的眼光看待社会的，人们对待社会的心理状态是各种各样的。这无疑就是芥川的作品吸引当代读者的最大魅力所在。”他还写道：“芥川龙之介复活了自然主义时期以来日本近代小说所失去的浪漫主义，而且大大发展了日本近代小说的传统。他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他有意识地创造了文体——不是司空见惯的文体，而是消除了庸俗气味的艺术文体。在文学史上，这是极其重要的一件事。……在当前的现实中，我抱着很大的共鸣来回顾扭转日本文学方向的芥川十年的业绩。”

　　为了纪念芥川，日本文艺春秋社于1935年设立了“芥川文学奖”，每年颁发两次。七十五年来，许多日本作家都是在获得这个最高文学奖后成名于文坛的。芥川在世期间就已经受到国际上的重视。早在1923年，鲁迅先生就翻译了他的《罗生门》和《鼻子》。他的另外一些短篇小说也相继介绍到我国来，还出版过几种小说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的作品被译成英、法、德、俄、西、意以及世界语等多种文字。本集选收了芥川在不同时期的十四篇作品，足以显示这位“鬼才”作家妙趣横生的风采。

译后记

芥川龙之介：独步日本文坛的“鬼才”作家

　　短篇小说巨擘芥川龙之介是日本大正时代的一位重要作家，是新思潮派的柱石。这个流派表现了20世纪初日本小资产阶级不满现实而又苦于无出路的心情，在艺术上则突破了长时期作为日本文坛主流的自然主义文学，正视社会现实，既有浪漫主义色彩，又有现实主义倾向。

　　芥川龙之介的创作生涯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开始的。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和反战运动蓬勃发展。1923年反动当局利用关东大地震之机对广大革命群众及进步组织进行血腥镇压，日本国内的阶级矛盾日趋尖锐。1927年发生了金融危机，中小企业纷纷倒闭。现实社会的这种紧张沉闷的气氛使芥川感到窒息，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实不可避免地反映在他的作品中。鲁迅先生指出：“芥川龙之介的作品所用的主题最多的是希望已达之后的不安，或者正不安时的心情。”

　　芥川龙之介，号柳川隆之介、澄江堂主人、寿陵余子。能赋俳句，俳号我鬼。他于1892年3月1日出生在东京，因为恰好赶上辰年辰月辰日辰时，故名龙之介。原姓新原，父亲经营牛奶业。出生后九个月，因母亲精神失常，过继给住在本所的舅父作养子，改姓芥川。芥川家世世代代都有人在将军府任文职，明治维新后，养父在东京府做土木科长。他虽然有自己的房屋，退休后仅仅靠养老金糊口，生活并不宽裕。芥川在《大导寺信辅的前半生》中写道：“他们的贫困并不是住在连檐房里的下层阶级的那种贫困，而是为了保持体面不得不忍受更多的痛苦的中下层的贫困。”养父母对诗书琴画无所不通，家庭里有着浓厚的传统文化艺术气氛。本所区又是文人墨客荟萃之地，保留着使芥川神往的江户情趣。芥川在这样的家庭和社会环境影响下，自幼受到中日古典文学（包括《西游记》《水浒》和泷泽马琴、式亭三马、十返舍一九等江户时代作家的小说）的熏陶。他生性异常聪慧敏感，体质虽纤弱，学习成绩总名列前茅。上中学后广泛涉猎欧美文学，喜读易卜生、法朗士、波德莱尔、斯特林堡等人的作品，深受19世纪末文学的影响。他曾引用法朗士的话说：“我不是通过与人接触，而是通过与书接触才了解人生的。”明治时代的作家中，他最喜欢幸田露伴、泉镜花、樋口一叶和德富芦花。

　　十八岁时，芥川作为优等生免试进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文科，1913年入东京大学英文系。读书期间，成为第三次和第四次复刊的《新思潮》杂志的同人。1915年发表《罗生门》，但当时并未引起文坛重视。大学毕业之前，在第四次复刊的《新思潮》上发表《鼻子》（1916年2月），备受夏目漱石的赞赏。《芋粥》（同年9月）和《手绢》（同年10月）接连问世，从而奠定了他作为新进作家的地位。大学毕业后，在镰仓海军机关学校教过三年书。1919年3月入大阪每日新闻社，1921年以该社海外特派员身份到中国十余个城市游览，回国后写了《上海游记》（1921）、《江南游记》（1922）等。

　　芥川龙之介是新思潮派的代表作家。新思潮派是从日本大正中期到昭和初年，继白桦派之后兴起的一个文学流派，又称新现实主义或新技巧派，通常指第三次（1914）和第四次（1916）复刊的《新思潮》杂志的同人。代表作家有芥川龙之介、菊池宽、久米正雄和山本有三等。他们大多是东京大学的学生，深受夏目漱石和森鸥外的影响，并得到武者小路实笃的启发。当这一派作家跻身文坛时，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已经衰落，取而代之的是白桦派文学。

　　白桦派作家所主张的理想主义、作品中所表现的人道主义以及他们所追求的个性的自由发展等，有的脱离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新思潮派的作家们尽管没有什么鲜明的文学主张，不像过去的自然主义、浪漫主义那样具有明确的文学理论和见解，但在创作上却显示出共同的倾向：既反对自然主义那种纯客观的描写方法，又怀疑白桦派文学的理想主义；认为文学作品可以虚构，强调题材的多样性，并且十分讲究写作技巧，注重艺术形式的完美。然而，这派作家的创作又不同于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所提倡的新浪漫派，乃至唯美派或颓废派文学。他们认真地审视人生，把握现实，在反映现实的同时，赋予自己笔下的一切以新的意义，理智地加以诠释，所以有时他们也被称为新理智派。在技巧上，他们一般采用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只是更着重于人物心理的刻画。

　　芥川龙之介曾认为20世纪初席卷日本文坛的自然主义文学的理想，可以用一个“真”字来概括。1908年以后，以永井荷风为中心的唯美主义派打着“美”的旗帜，写出了一系列颓废主义、唯美主义的作品；1910年出现的以武者小路实笃为代表的白桦派人道主义文学则以“善”作为理想。1917年至1919年间走上文坛的一批新作家便试图将上述“真善美”三种理想糅合在一起，在自己的作品里表现出来。这便是新思潮派作家在创作上的共同宗旨或倾向。但是，这一派的作家却又各具特色。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不论是历史题材如《罗生门》（1915）、《鼻子》（1916）、《地狱变》《蜘蛛丝》（均1918）等，还是现代题材如《魔术》（1919）、《秋》（1920）、《一块地》（1924）等，都是以典雅的语言、细腻的心理刻画、巧妙的布局和机智幽默的情趣，显示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但他后期的现代题材作品里，如《玄鹤山房》《齿轮》《某傻子的一生》（均1927）等，却又表现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在探讨现实人生中经历幻灭之后的苦闷和绝望。菊池宽和久米正雄早年写过一些有一定社会意义的作品，后来却转向通俗小说创作。

　　在不太长的创作生涯中，芥川写了一百四十八篇小说、五十五篇小品文、六十六篇随笔，以及不少评论、游记、札记、诗歌等。他的每一篇小说，题材内容和艺术构思都各有特点，这是由于他在创作过程中苦心孤诣地不断进行艺术探索的结果。他的文笔俏皮，精深洗练，意趣盎然。

　　芥川龙之介早期的作品以历史小说为主，多是借古喻今，以嘲讽的笔触针砭时弊。它们可分为五类：

　　1.取材于封建王朝的人和事，其中《罗生门》和《鼻子》是通过大约成书于12世纪上半叶的佛教故事集《今昔物语集》改编的，揭露利己主义在社会上的风行。芥川很重视细节的真实，字字句句苦心孤诣，一丝不苟。例如，为了写罗生门上的尸体，他曾专程到医科大学的解剖室去取经。

　　那些尸体的拇指上都挂着穿上铁丝的牌子，上面记着姓名、年龄等。他的朋友弯着腰，灵活地运用解剖刀，开始剥一具尸体脸上的皮。皮下布满了美丽的黄色脂肪。

　　他望着那具尸体。为了完成一个短篇——以王朝时代为背景的一个短篇，他非这么做不可。可是，像腐烂了的杏子一样的尸臭是难闻的。

　　（《某傻子的一生》九《尸体》）

　　《地狱变》写一个艺术至上主义者为了追求艺术上的成就而献出生命，并指出暴君把人间变成了地狱。

　　2.取材于近世传入日本的天主教，如《烟草和魔鬼》（1916）、《信徒之死》（1918）、《众神的微笑》（1922）等。

　　3.描述江户时代的社会现象，如《戏作三昧》《大石内藏助的一天》（均1917）等。在《戏作三昧》中，作者借主人公泷泽马琴的内心活动，阐发了超然于庸俗丑恶的现实生活之外的处世哲学。

　　4.描绘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社会的小说，如《手绢》（1916）、《舞会》（1920）等。《手绢》辛辣地讽刺了日本明治时期的思想家新渡户稻造对武士道的鼓吹。

　　5.取材于中国古代传说的作品，如《女体》《黄粱梦》《英雄器》（均1917）、《杜子春》《秋山图》（均1920）等。

　　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文学开始萌芽。芥川也在时代的影响下，着重写反映现实的作品，题材颇为广泛，其中比较典型的是：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颓唐消沉为对照，歌颂一个农村姑娘淳朴善良的《橘子》（1919），表现现代男女青年苦闷的《秋》（1920），刻画少年心理的《手推车》（1921），描写农村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块地》（1924），嘲讽乃木希典的《将军》（1922），以及批判军国主义思想，对下层士兵寄予同情的《猴子》（1916）和《三个窗》（1927）等。

　　芥川晚期的作品，反映了他对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的幻灭感。1927年初，发表《玄鹤山房》，通过老画家之死，揭露家庭内部的纠葛，反映了人生的惨状和人们的绝望心情，暗示了旧事物的衰亡和新时代的来临。写这篇作品的时候，芥川已萌自杀的念头，而后的作品《海市蜃楼》等充满了阴郁气氛。遗作《齿轮》和《某傻子的一生》（均1927）描写作者生前的思想状态。评论集《侏儒的话》（1923—1927）阐述了他对艺术和人生的看法。

　　《竹林中》（1921）堪称芥川历史小说的代表作，结构谨严，技巧纯熟，手法新颖，寓意深刻，发表后获得好评，已在日本被搬上银幕。樵夫在竹林中发现了武士的尸体。武士那个年轻貌美的妻子以及凌辱她的强盗都分别供认自己是凶手。死者的亡灵则借巫婆之口，说自己是愤而自杀的。樵夫、云游僧、捕役和武士的岳母各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为案情提供线索。每个人讲得都能自圆其说，但把七份供词对照一下，便发现此案扑朔迷离，让人摸不着头脑。作者要写的显然不是什么情杀案，作品也不着重于通过曲折情节发现元凶。芥川在此作中想表达的是这样一个观点：客观真理是不容易搞清的。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信口雌黄，颠倒黑白，捏造事实。三个主要人物，只要有一个说的是真话，其他两个便是在扯谎。作者故意留下伏笔，发人深思。

　　芥川的反映现实的作品中，《阿律和孩子们》（1920）写得比较成功。作者围绕着患十二指肠溃疡、命在旦夕的阿律，细致入微地刻画了人员虽简单，关系却很复杂的一家五口人的心理活动。阿律的丈夫贤造是一家小针织厂的老板，他和前妻生有一女，叫阿绢，嫁给了绸缎庄的少东家。阿律和前夫生的大儿子叫慎太郎，贤造和阿律又生了个叫洋一的小儿子。这二男一女，根据每人在家庭中所处地位的不同，对贤造和阿律的感情有着微妙的差别。甚至对婶婶（前妻的本家）、数名店员、腼腆俏丽的女用人，以及为同行的误诊打圆场的医生，作者也都用极凝练的笔墨描绘得十分逼真。日本人把写几代人历史的长篇巨著称作“大河小说”。这种作品读了有时令人不免感到水分太多。芥川则将可以写成一部长篇的题材压缩成精致的短篇，文无虚笔。作者通过洋一的耳闻、阿绢的寥寥数语就勾勒出这个正在受着经济萧条威胁的中等商人家庭。

　　《河童》（1927）是芥川脍炙人口的晚期代表作。半个多世纪来，日本文艺界每年都在他的忌辰（7月24日）举行“河童祭”的纪念活动，借以悼念这位为日本近代文学留下许多珍品的天才（或者照日本人的说法——鬼才）作家。

　　《河童》是一部寓言体小说，作者通过一个精神病患者口述他在河童国的见闻，抒发他对社会、对人生的观察和看法。发表后不久，作者就自杀了。作者描写的当然是个虚构的世界，色调颇晦暗，反映了作者当时的精神状态。芥川借河童国来讽刺现实社会的各个方面，从政治、经济、法律、文艺、哲学、宗教以至风俗习惯。例如在小说的第八段描述河童国有个奇怪的法律，叫作“职工屠宰法”，凡是被解雇的职工，统统杀掉，河童肉则作为副食品出售。当主人公表示惊讶时，河童资本家嘲笑说：“在你们国家里，工人阶级的闺女不是也在当妓女吗？吃河童职工的肉使你感到愤慨，这是感伤主义。”芥川在这里犀利尖锐地抨击了人吃人的资本主义制度。作品对于资本家发战争财，士兵受虐待，当权者对文化艺术横加压制，等等，也予以揭露和批判。因此，这部小说可以说是芥川对社会的总批判。作品对人生进行哲理的探讨，谐谑中寓有辛辣的讽刺。

　　20世纪20年代末期，日本社会的阶级斗争更加尖锐。芥川是个“神经脆弱到连门前有人咳嗽都会大吃一惊”的人，动荡的局面使他深感不安。他越是接触社会，越憎恨现实生活中的丑恶现象。他虽对现实不满，却又不肯放弃既有的生活方式。他曾这样自我反省过：“你为什么要攻击现代的社会制度？”“因为我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罪恶。”（《某傻子的一生》）然而另一方面他又害怕流血的革命。他写道：“总之，我认为要是能像现在的英国那样一点不流血就进入社会主义，那可太好了。”他对阶级是有些朦胧认识的，他写道：“从各方面来说，我们大家都生活在激荡的过渡时代，从而矛盾重重。……我们不可能超越时代，而且也不可能超越阶级。……我们的灵魂上都打着阶级的烙印。……”（《文艺的，过于文艺的》，1927）

　　芥川这样描述自己道：“……我在气质上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在人生观上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在政治上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其二》，1926）他关怀尚处在萌芽状态中的无产阶级文学，在艺术上对它要求很高。他写道：“我对无产阶级文艺也满怀期待……昨天的无产阶级文艺认为社会觉悟是作家的唯一必要条件。……批评家们对资产阶级作家说：‘你们必须有社会觉悟。’我不反对这一点。但是我想对无产阶级作家说：‘你们必须有诗的境界。’”（《文艺杂谈》，1926）

　　他依稀看到未来是属于无产阶级的，他说：“贵族不是已经让位于资产阶级了吗？资产阶级也迟早要让位于无产阶级。”（《文艺的，过于文艺的》）他甚至承认：“社会主义不是是非曲直的问题，而是个很简单的必然问题。”（《澄江堂杂记》，1918—1924）然而他又坚持自己的悲观论点：“我相信，在任何社会组织下，我们人类的痛苦也是难以解救的。”（《文艺的，过于文艺的》）

　　芥川在这种矛盾心情和“对未来的模模糊糊的不安”（《给一个旧友的手记》，1927）中，在年仅三十五岁时人为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此事在日本知识界引起巨大的震动，作家们更是纷纷撰文对这位为艺术呕心沥血的“典型的浪漫主义者和艺术至上主义者”的死表示惋惜。日本评论家中村真一郎认为：“芥川龙之介作品的主要特征就在于反映人们错综复杂的思想意识。当我们阅读他的全部作品或是他的一部自选小说集时，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接近于西欧20世纪的作家所刻画的复杂的内心世界。……读者一篇篇地读他的作品的时候，会产生这样的感想：人们是用不同的眼光看待社会的，人们对待社会的心理状态是各种各样的。这无疑就是芥川的作品吸引当代读者的最大魅力所在。”他还写道：“芥川龙之介复活了自然主义时期以来日本近代小说所失去的浪漫主义，而且大大发展了日本近代小说的传统。他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他有意识地创造了文体——不是司空见惯的文体，而是消除了庸俗气味的艺术文体。在文学史上，这是极其重要的一件事。……在当前的现实中，我抱着很大的共鸣来回顾扭转日本文学方向的芥川十年的业绩。”

　　为了纪念芥川，日本文艺春秋社于1935年设立了“芥川文学奖”，每年颁发两次。七十五年来，许多日本作家都是在获得这个最高文学奖后成名于文坛的。芥川在世期间就已经受到国际上的重视。早在1923年，鲁迅先生就翻译了他的《罗生门》和《鼻子》。他的另外一些短篇小说也相继介绍到我国来，还出版过几种小说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的作品被译成英、法、德、俄、西、意以及世界语等多种文字。本集选收了芥川在不同时期的十四篇作品，足以显示这位“鬼才”作家妙趣横生的风采。

文洁若

林少华 书序

　　近现代日本作家中，非以寿终者颇不在少数，芥川龙之介乃其一。芥川1892年生于东京。1915年就读于东京大学英文专业时以短篇小说《罗生门》步入文学创作之途。而在1927年三十五岁时便因“恍惚的不安”自行中止了生命的流程。日本近现代文学天空于是陨落了一颗光芒正劲的奇星，不知使多少人为之扼腕唏嘘，平添哲人其萎之叹。

　　芥川确是一颗奇星，一颗放射奇光异彩的哈雷彗星。或许这种比较有些滑稽——他总是使我不期然地想起我国唐代以“鬼才”著称的短命诗人李贺。芥川天资聪颖，博学强记，多愁善感。创作讨厌平庸，讨厌直露浮泛，讨厌隔靴搔痒式的含蓄和自然主义式的写实。行文精雕细刻，立意独辟蹊径，构思缜密严整。虽有“强说滋味”之嫌，却也入木三分。借用颇不客气的流行语来说，可谓喜欢“玩弄深刻”的作家，但不能不承认他玩弄得相当高明。同时他又是高产作家。短短十几年创作生涯中，写了一百四十九篇小说、六十六篇随笔、五十五篇小品文及诸多评论、札记、游记、汉诗、和歌、俳句等作品，译成中文都有厚厚五大本，洋洋二百八十万言。

　　以题材论，其作品可分历史与现实两大类，前期更以历史题材为主。

　　说来有趣，芥川大学时代专攻时髦的英文，但最为拿手的却是汉文。念小学时便读了《水浒传》、《西厢记》。中学时代读了《聊斋志异》、《金瓶梅》和《三国志》（《三国演义》），并喜欢汉诗。进入大学后仍在《琵琶行》等中国小说天地里流连忘返。有此汉文修养，对日本古典自然触类旁通，别有心会。书山稗海，文史苑囿，于中沉潜含玩，钩沉抉隐，一旦发而为文，自是信手拈来，随机生发，纵横捭阖，不可抑勒。从王侯衙役到市井小民，从寺院高僧到天主教徒，从紫宸之深到江湖之远，在其笔下无不呼之即来，腾跃纸上。例如《罗生门》、《鼻》、《地狱变》、《密林中》、《芋粥》、《开化的杀人》、《奉教人之死》、《枯野抄》、《阿富的贞操》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也有的取自中国古代文史作品，如《仙人》、《酒虫》、《黄粱梦》、《英雄之器》、《尾生的信》、《杜子春》、《秋山图》等。值得注意的是，芥川的历史题材小说并非为了演绎历史典故和翻拍历史人物，而是身披历史戏装的“现代小说”，目的在于借古喻今，针砭时弊，臧否人物，传达现代人的生命窘态和灵魂质地。如鲁迅在《罗生门》译者附记中所指出的，芥川的作品，“取古代的事实，注进新的生命，便与现代人生出干系来”。用日本当代学者的话来说，“归根结蒂，‘中国’之于芥川乃是仅仅提供了作品素材的异空间，在这个意义上，一如日本王朝的优雅世界”（伊东贵之语）。不妨认为，芥川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历史题材的作品中。原典出入自如，布局浑然天成，主题独出机杼，笔致摇曳生姿。

　　另一类是现实题材。芥川生性敏感，纵然一件司空见惯的小事，也往往使其脆弱的神经震颤良久。一般说来，他不重描绘而意在发掘，疏于叙述而工于点化。少的是轻灵与潇洒，多的是沉郁与悲凉。此类作品主要有《手帕》、《橘》、《矿车》、《一块地》、《将军》、《玄鹤山房》、《海市蜃楼》、《河童》、《齿轮》、《某傻子的一生》等。或写村姑的纯朴，或写少年的孤独，或写乡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写军人的滑稽可笑，尤以描写知识分子苦闷和绝望的精神世界见长。其中《齿轮》和《某傻子的一生》叠印出作者本人一生的背影，具有明显的自传性质，从中不难窥见作者自杀前的精神状态及自杀的原因。而这些又大多出以机警戏谑的语气，惟其如此，更让人痛切地感受到其灵魂的尴尬和迷惘。也正因为这样，《橘》中离家做工的小女孩从火车窗口抛给弟弟们的几个金黄色的橘子，才在芥川阴沉沉的文学天穹划出了格外美丽动人的抛物线。总的说来，现实题材的作品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较历史题材相形见绌，甚至不乏《保吉的手册》等“保吉”系列作品那样的较为平庸之作。

　　无论得于史料之作，还是拾于现实之篇，其一以贯之者，大约是以下两条主线。

　　一是对人性中“恶”的暴露、揶揄和鞭挞。《罗生门》以令人窒息的紧凑布局将人推向生死抉择的极限，从而展示了“恶”的无可回避，展示了善恶之念转换的轻而易举，展示了人之自私本质的丑陋，第一次传递出作者对人的理解，对人的无奈与绝望。《鼻》则把犀利的笔锋直接刺向人的深层心理，自卑与自尊，虚伪与丑恶，软弱与做作，同情之心与幸灾乐祸，种种微妙复杂的心理天衣无缝地聚敛于一部短篇之内，委实令人惊叹，使人感慨，发人深省。此篇受到夏目漱石的极大赞赏，成为其进入文学殿堂的叩门之作。《密林中》以几个人对同一案件的不同证词或告白，于扑朔迷离之中凸现人性的机微、人的无可信赖和无可救药。手法新颖，寓意深刻，虚实相生，玄机四伏，“乃出色的‘物语’产出装置”（高桥修语）。此篇前些年曾改编成电影剧本以《罗生门》为名由黑泽明搬上银幕，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蛛丝》屡屡入选日本语文教材，是广为人知的短篇之一。主人公在捋着蛛丝向天堂攀援过程中只因动了利己之心便重新堕入地狱中无明的苦海。构思精巧，刻画入微，对比鲜明，而主题依然是诠释人之私欲的根深蒂固以及由此导致的对人性的无奈与绝望。其他如《手帕》、《阿富的贞操》和《一篇爱情小说》等亦属此线的延伸。芥川有时倒也善于渲染人物的心境涟漪，但极少折射晶莹璀璨的光点，而大多泛起无可疏浚的沉渣。唯见凄风苦雨，不闻鸟语花香。至于《侏儒警语》，虽广涉人生、道德、艺术、政治，林林总总，笔法或冷嘲热讽或含沙射影或单刀直入，但追根溯源，大多离不开对人性恶的赤裸裸的揭示和冰冷冷的剖析，至今读来灵魂亦不禁为之缩瑟。而其文学才情纵使在这种随想录或札记式文体中亦如万泉自涌，顷刻万里。试举一段：“我是穿五彩衣、献筋斗戏的侏儒，唯以享受太平为乐的侏儒，敬祈满足我的心愿：不要让我穷得粒米皆无，不要使我富得熊掌食厌。不要让采桑农妇都对我嗤之以鼻，不要使后宫佳丽亦对我秋波频传。不要让我愚昧得麦菽不分，不要使我聪明得明察云天。……我是醉春日之酒诵金缕之歌的侏儒，唯求日日如此天天这般。”（《侏儒警语·侏儒的祈祷》）

　　第二条主线便是对人对人生的幻灭感亦即厌世主义倾向所导致的对艺术的执著与痴迷，这或许也是出于对前者的一种补偿心理。这点在《戏作三昧》初露端倪，而在《地狱变》中天崩地裂，一发不可遏止。“那被烟呛得白惨惨的面庞，那随火乱舞的长飘飘的黑发，那转瞬化为火焰的美艳艳的樱花盛装……尤其每当夜风向下盘旋而烟随风披靡之时，金星乱坠的红通通的火焰中便闪现出少女咬着堵嘴物而几欲挣断铁链痛苦扭动的惨状……”而作为少女父亲的良秀面对这惨状竟浮现出“一种近乎恍惚状态的由衷喜悦之情”。也就是说，良秀为了成就艺术而放弃了亲情、放弃了道德、放弃了人性，宁愿看着自己最疼爱的女儿被活生生烧死，而他自己也在画完地狱变相图的第二天夜里自缢身亡——父女双亡的悲惨代价促成了一部艺术作品的诞生。这无疑是对作者本人信奉的艺术至上主义惊心动魄的诠释。芥川也在写完这部作品不出十年自杀而死。“他的死因，一多半或可归于使其心力交瘁的神经衰弱，但剩下的大约一半似乎在于他对人生及艺术的过于真诚、过于神经过敏”（菊池宽语）。事实上芥川也对作品的艺术性采取了极其严肃和虔诚的态度，苦心孤诣，一丝不苟。无论所用语言的洗炼典雅还是心理刻画的细腻入微抑或情节设计的无懈可击，都显示出这位作家高超的文学造诣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尤为可贵的是，“他有意识地创造了文体——不是陈陈相因的文体，而是一扫庸俗气味的艺术文体”（中村真一郎语），堪称典型的艺术至上主义者。

　　当然，有争议的作品并非没有，特别是《支那游记》中流露的“中国认识”，里面不难找见国人读起来可能心生不快的词句。芥川于1921年3月中旬开始作为《大阪每日新闻》社特派员来华旅行，先后到了上海、杭州、苏州、扬州、南京、芜湖、庐山、汉口、北京和天津等地，历时四个月，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在上海见了章太炎和李汉俊，在北京见了胡适等人，但他对中国的政治和社会中出现的积极动向，更多时候表现出心不在焉的态度，而对杭州和长沙青年学生的排日行为亦未深入思考其根本原因和加以反省，而仅仅为之反感。他所津津乐道的大多是“支那”和“支那人”落后、颓废、粗俗、脏污、贫穷等“丑陋”的一面——尽管亦是事实——以致在当时就引起了巴金等人的反感和批驳。可以说，对中国古典的向往和对中国现实的鄙视是芥川“中国认识”的一对矛盾。前者使之怀有文化上的自卑，后者催生其现实中的傲慢（“日本优越论”）。这其实也是日本近现代主流知识分子或精英阶层共同的基本倾向，纵令夏目漱石亦不例外。愈到后来，自卑愈见其轻而傲慢愈见其烈，在结果上成为日本对外扩张和侵华战争所以顺利推进的重要思想舆论资源和社会基础。不过相对说来，芥川在日本近现代作家中对中国的态度还算是比较好的，对日本的穷兵黩武政策也间接地有所批评，甚至在例如《将军》这部作品中表示过反战态度，可以说是较为清醒和有良知的作家。

　　芥川在他短促的文学生涯中，未留下堪称黄钟大吕的鸿篇巨制，但他无疑是睥睨东瀛近现代文坛的少数几位大家之一，尤其短篇小说几乎无人可出其右，日本每两年颁发一次的著名的“芥川文学奖”就是为纪念他而设立的。

　　最后想顺便说几句或许题外的话。我是二十五年前在吉林大学研究生院苦读的时候最初接触芥川的。恩师王长新教授曾在文选课上重点讲过芥川作品。执笔时间里，眼前每每浮现出先生授课时专注而和善的神情，耳畔传来其抑扬有致的声调，如果拙译中尚有一二处传神之笔，实乃先生精辟的讲解和气氛的感化所使然。令人沉痛的是，恩师已于1994年4月乘鹤西去，尔来十余年矣！胶东夜雨，灯火阑珊，四顾苍茫，音容宛在。倘恩师得知生前钟爱的作品经弟子之手而为更多的人所欣赏，学术研究得以薪火相传，一定露出慈祥的微笑。

林少华

（2005年5月3日于窥海斋）

高慧勤 书序

译者序

　　一九一六年二月，芥川龙之介在大学毕业前夕，创作伊始，于《新思潮》复刊号上发表《鼻子》这一短篇，文坛大家夏目漱石读毕，即亲笔致函，称赞不已：“小说十分有趣。首尾相顾，无戏谑之笔，却有滑稽之妙，不失上品。一见之下，材料非常新颖，结构相当完整，令人敬服。像这样的小说，若能写出二三十篇，必将成为文坛上无与伦比的作家。”芥川果不负所望，佳作迭出，成为日本短篇一大家。悠悠岁月，大浪淘沙，一个现代作家，能经得起时间的筛选，能在文学史上占有光辉的一席，具有文学史的意义，足以代表一国的文学，为世界同行所认同，当自有其卓绝之处。

　　上世纪初，日本文学经历自然主义的狂飙，从观念、内容到形式，完成了向现代的转变。但是，由于这种文学十分强调客观，追求真实，排斥虚构，忽视了小说的技巧和艺术，有重内容轻形式之嫌，进而又发展成专写作家身边事的“私小说”。这类作品，虽不乏细节的真实，却缺少新鲜灵动的艺术魅力。为此，一代一代的作家，殚精竭虑，致力于艺术形式与技巧的探索。是芥川，打破了那种单一、刻板的创作模式，拨正了自然主义的“跛脚发展”。芥川龙之介同素有“短篇小说之神”美称的白桦派作家志贺直哉（1883—1971），将明治初年由国木田独步所奠定的短篇小说这一样式发展到极致。志贺直哉从日本民族特有的审美心理着笔，出于日本人的偏爱，被誉为写心境小说的能手。而芥川龙之介，着意于吸纳西方现代小说的机制，将虚构的方式重新引入文学的创作之中，开创了一种崭新的文风。他不是以日本独有的话语方式写作，而是采用世界都能理解的手法构筑他的作品。

　　芥川龙之介，以其三十五年短暂的生命，写出不少精彩的短篇，为日本和世界留下若干不朽的华章。

出身的烦恼

　　芥川龙之介，一八九二年生于东京，生当辰年辰月辰时，故取名龙之介。父名新原敏三，经营牛奶业并拥有牧场。母亲芥川富久，于龙之介出生后八个月，精神失常。母兄芥川道章无子，龙之介遂由舅父收养。一九〇二年，生母去世，过了两年，十二岁时，生父废去其长子继承权，一个月后，销去他在新原家的户籍，由此，龙之介易姓，正式成为芥川家的养子。养父在东京府任土木科长，家道是没落的旧世家，虽小有财产，却也要撙节度日，按照芥川的自述，养父家属于“中产阶级的下层，为维持体面，不得不格外苦熬”。（《大导寺信辅的半生·贫困》）这样的家庭，家教之严格，礼法之繁缛，作为养子的龙之介，少不得事事都要学会隐忍。养父一家颇好文艺，具有江户文人趣味，故芥川自幼便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很早即接触日本和中国古典文学。尽管大姨母富纪一生未嫁，犹如生母一般养育、呵护龙之介。但是，因爱成恨，彼此伤害的事，自是难免。芥川曾对作家佐藤春夫说过：“造成我一生不幸的，就是某某。说来她还是我唯一的恩人呢。”生母发狂，为人养子，个性压抑，终生背着精神负累，这是芥川龙之介与生俱来的不孝，是他的命运。他弃世前给挚友小穴隆一的遗书中写道：“我是个养子。在养父家里，从未说过任性的话，做过任性的事。（与其说是没说过、没做过，倒不如说是没法说、没法做更合适。）……如今，自杀在即。也许这是我此生唯一的一次任性吧。我也与所有的青年一样，有过种种梦想。可如今看来，我毕竟是疯子所生的儿子。”看得出，芥川终其一生，为生母发狂，为养子身份，而苦恼不已。

　　芥川自幼体质孱弱，非常聪敏，但有些神经质。成绩一向优秀。据说他小学四年级时已写出“但将落叶焚，夜见守护神”这样的俳句，显示出早熟的文学才能。中学时代，酷嗜读书，汉文修养出类拔萃，除日本典籍外，广泛涉猎欧美文学，如梅里美、易卜生、法朗士等作品及尼采和柏格森哲学著作。中学毕业时，成绩优异，受到表彰，免试入第一高等学校；同学中，有日后成为作家或诗人的久米正雄、菊池宽、山本有三、土屋文明、藤森成吉，以及丰岛与志雄等。或许是命运使然，倘若他不曾结识这些朋友，兴许就不会走上作家之路。一九一二年，写有散文《大川之水》，以抒情的笔调，略带青春的感伤，描写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大川端一带，表达他对乡土的热爱。翌年，以第二名的成绩，由一高毕业，并于当年九月，升入东京大学英文专业。一九一四年二月，同丰岛与志雄、久米正雄、菊池宽、山本有三这些未来的作家，第三次复刊《新思潮》。芥川先后发表处女作《老年》、剧本《青年与死》等。文学史上，将他们统称之为“新思潮派”作家。一九一五年，芥川于《帝国文学》上发表《罗生门》，可惜这一后来奉为名篇的小说，当时未引起文坛重视。这一年，经同学林原耕三介绍，出席夏目漱石的“木曜会”，由此拜服而师事之。鲁迅当年曾推崇夏目漱石是“明治文坛上新江户艺术的主流，当世无与匹者”。大学毕业前夕，即一九一六年二月，芥川龙之介又同久米正雄和菊池宽等五人第四次复刊《新思潮》，芥川于复刊号上发表本文开头提到的小说《鼻子》。芥川见重于这位“当世无与匹者”，自我策励，相继发表《孤独地狱》《父亲》《酒虫》等作。经夏目门生铃木三重吉推荐，开始为《新小说》写稿，刊出《山药粥》，随后又于《中央公论》发表《手绢》。芥川时年二十四岁，一个不为人知的无名作家，能在《新小说》和《中央公论》这两大刊物上发表作品，崭露头角，深受好评，实属难得。芥川终于以其创作实绩，奠定其新进作家的地位，登上文坛。当年七月，芥川以第二名的成绩，由东大英文专业毕业，论文题目为《威廉·莫里斯研究》。毕业后，一度在横须贺海军机关学校教授英语，不过三年便辞去教职，进入大阪《每日新闻》社，开始其专业作家的生涯。

古典的发现

　　同许多作家比，芥川龙之介的创作时间不能说长，如果从一九一四年算起，前后不过十三年，共创作短篇小说一百四十八篇，并小品、随笔、诗歌、游记、评论多种。其小说可分为历史与现代两类。早期以历史题材居多，晚期以现代生活为主。

　　芥川不是那种以自己丰富的经历进行创作的作家。他只活了短短的三十五年，人生经历并不复杂，基本上是一介书生，坐在书斋里以写作为生的文人。但性喜读书，还在“十二岁念小学时，便常常夹着饭盒和笔记本，走上十二里路，去图书馆”看书。他所有的知识都是从书本学来的，“为了了解人生，他不是去观察街头的行人。不妨说，正是为观察街头的行人，才先去了解书中的人生……欧洲世纪末的小说和戏剧，让他发现在冰冷的寒光中所展现的人间喜剧”。走的是“从书本到现实”（《大导寺信辅的半生》）的路线。芥川不仅从书中认识人生，了解人性，同时也从书中取材。他毫不隐讳地说，其小说素材，“大抵得之于旧书”（《我与创作》）。他能从书中读出自己的体会和心得，借意发挥，触发灵机，巧手妙裁，构思自己的短篇华章，“在艺术上予以强有力的表现。”给他带来成功的《罗生门》和《鼻子》，便属于历史类，取材于日本十二世纪的一部短篇故事集《今昔物语》，无论在主题或是艺术上，一向视为芥川的代表作。已经写出《狂人日记》《孔乙己》《故乡》等名篇的鲁迅，独具慧眼，早在一九二三年，芥川还在世时，就已译介了这两篇作品，收录《日本现代小说集》。芥川曾撰文《中国翻译的日本小说》，特别提及此事。《罗生门》以微带嘲讽的文体，写一个被主公解雇的下人，在弱肉强食的社会里，面对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展示内心的道德冲突：是当强盗，还是饿死？其结果是，为了一己之生存，只能不顾他人死活，揭示出人性恶的一面。小说在短短三四千字的篇幅中，提出人的利己本性这一深刻主题。而《鼻子》，以犀利的笔锋，挖掘“旁观者的利己主义”与幸灾乐祸，以及人对生存的不安与苦恼。作品在艺术上，较《罗生门》更为精纯工整。久米正雄说，《鼻子》既是芥川的处女作，也是他“最后”的作品，最为完美，最为成功。（《鼻子与芥川龙之介》）由于芥川熟悉典籍，自然是先从历史故事或神话传说中撷取精华，写成立意新颖、精致优美的作品。他向历史寻求美的理想，发掘古今人类共同的人性，和一脉相通的心理。他从《今昔物语》看出“野性之美”，深感其中跃动着艺术的生命，认为这部古书以“最野蛮、最残酷的方式，描写了古人的痛苦……是王朝时代的人间喜剧”。（《关于（今昔物语）》）除《罗生门》《鼻子》外，他还据此写出《山药粥》《竹林中》《六宫公主》等名篇佳作。因他家庭颇富江户传统文化情趣，故有《大石内藏助的一天》《枯野抄》《戏作三昧》《报恩记》《丝女手记》等作。由于汉文学的功底，能成功写出《女体》《黄粱梦》《英雄之器》《杜子春》《秋山图》《南京的基督》《湖南的扇子》等中国题材小说；讲起元代画家来，如数家珍，令身为中国人的笔者都感汗颜。他十分关心宗教，对神秘事物也甚有兴趣，便写下《烟草与魔鬼》《基督徒之死》《鲁西埃尔》《圣·克利斯朵夫传》《众神的微笑》等。不过，芥川的这类作品，都“不以再现历史为目的”，实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借再叙述，作新阐释，予以现代的解读。例如，在《大石内藏助的一天》里，芥川借用四十七武士为主公复仇的著名史实，剖析主人公大石内藏助的心理：“大业告成后的幻灭感。”（参见吉田精一著《芥川龙之介》）与《鼻子》《山药粥》《秋山图》等主题相近。再如，芥川自己“颇感满意”的《枯野抄》中，准确描写了俳谐大师芭蕉临终时，一干弟子的心理活动，于无限悲痛之中，隐含着从大师的人格压力下“解脱的喜悦”。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九日，夏目漱石逝世，芥川为恩师守灵，这篇小说当流露出作者本人几许微妙心情。对于《袈裟和盛远》《丝女手记》中的两个女主人公，历史上本已有定评，但在芥川的笔下，竟颠覆了她们作为“烈女”和“贞女”的形象，从另一侧面切入，具有偶像破坏的意味。从历史中取材，也是芥川艺术表现上的需要。芥川进入文坛时，风行一时的自然主义文学开始衰落，代之以自然主义文学的变种—“私小说”。以芥川为首的新思潮派作家，既反对自然主义那种呆板滞重的纯客观描写，也不认同仅写身边琐事的“私小说”。芥川创作伊始，便拒绝“把自己当成主角，将自家一己的私事，不知羞耻地写给人看”。（《澄江堂杂记》）还说：“把‘私小说’说成是散文的正道，看来恐怕是一种谬论。”（《〈论“私小说”〉一文浅见》）所以，芥川没有走前人铺就的“私小说”这条路，而是另辟蹊径，采用虚构的方法，营造自己的艺术殿堂。芥川曾在随笔《澄江堂杂记》中，就自己为什么写“历史”小说做过解释：“我每有一主题，为了在艺术上予以强有力的表现，便需借助某一异常事件。这一异常事件倘若写成发生在今天的日本……读者会觉讶异。为此只能假托是过去发生的事，或是日本以外的地方现时发生的事，或是日本以外的地方过去发生的事。我之所以取材于历史，都是迫于这种需要……借助历史的舞台”，演出当今的悲剧，穿着古人的服装，赋予今人的个性。换言之，芥川从古典中发现了现代，或曰，赋予古典以现代意义。

人性的探求

　　读芥川的小说，常让人惊讶：他对人，对人性，怎么会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和了解！在细小琐碎平平常常的事物中，竟能将人性的某些方面，剖析得那么尖锐而透彻！芥川自己曾说过：“我经常对‘人性’表示轻蔑，那是事实。但又常常对‘人性’感到喜爱，那也是事实。”轻蔑，是因为看到人性的弱点，喜爱，是借故事新编能写出新意来。芥川擅长短篇，限于篇幅，不可能对广阔的社会生活做气势磅礴的描绘。但他作品的精妙之处，却不乏对社会人生做哲理的探求和索解。世间的尔虞我诈，人性的自私自利，芥川有深切的了解，所以常常通过不同题材来挖掘人性中的这种利己本质。而这种索解，又导致他的悲观失望和怀疑主义。正如鲁迅所说，芥川的作品，“所用的主题最多的是希望之后的不安，或者正不安时之心情。”《罗生门》和《鼻子》都触及到人性中的根本问题。可以说芥川创作的基本主题，直到他最后的遗稿，都贯穿着这种对人性利己的剖析，对丑恶现实的鞭挞，以及对生存的不安与苦恼。

　　一九一四年夏，芥川龙之介爱上一女孩，遭到养父家，尤其是大姨母的反对，他“哭了通宵”，不得已于翌年年初与女孩分手。此事对他影响甚大，平生第一次在人生大事上遭遇挫折——触碰到人的自私，哪怕是亲人也不例外。就此而为人性的根本问题而苦恼。所以他问：“究竟有没有无私的爱？……倘若没有，人生会无比的痛苦。”（一九一五年二月二十八日致恒藤恭）与此同时，他也更加意识到身为养子的不幸。心境消沉，遂寄情于创作，故有《罗生门》和《鼻子》之作。因为他“想摆脱现实，尽可能写得愉快些”（《文友旧事》），便从《今昔物语》中拈出相关素材，以此表现自己对人性的思考与认识。在《罗生门》里，芥川表现了人的利己本性，通过《蜘蛛之丝》，则进一步揭示这一利己本性足以导致人的毁灭：纤纤一根蛛丝，上通天堂，下连地狱，虽是大盗，但有一善举，即可超升天堂，而萌生恶念，便永堕苦海。小说原本是当作童话写给孩子看的，却写得珠圆玉润，清通简约，仅两千余字，篇章虽小，所喻甚大，仿佛是一篇佛经故事。无怪乎身为作家的主编铃木三重吉看到此稿，不禁：“叹为名作，实乃童话创作之最高范本。”据日本学者考证，小说取材于法国宗教学者保罗·卡吕（Paul Carus，1852—1919）所著《业》（Karma）一书。不过，芥川舍弃了原作中抽象的说教，能匠心独运，推陈出新，从中抉发古今人类天性中缺憾的一面，写成一篇寓意深刻的哲理短章。在表现这一类主题的作品中，如以内容的丰富、寓意的深刻、手法的别致、技巧的完美而论，当推《竹林中》一篇：竹林中发生一起凶杀案，有个年轻武士被杀，美貌的妻子遭到大盗的凌辱。可是大盗与妻子各执一词，都自供是凶手。而死者亡灵借灵媒之口却说是自杀身亡。那么究竟谁是凶手呢？小说没有结论。整篇作品由七人的口供组成，从各自的角度提供不同的说法，案情扑朔迷离，疑团重重，悬念始终未予解决。七段口供，以三个当事人的最为关键，其中必有人将真情隐去，补以谎话，或每人的话里都有真有假，真假参半。那么，何以要说谎呢？可见，每人心里都有不可告人的隐衷。作者的用意似乎想说明：人常要用谎言来文过饰非，真相常被歪曲隐没，以致事物真相不可认识。芥川在小说中，暗喻人心微妙，难以捉摸，表现一种怀疑主义情绪，他自称“一向是个怀疑派”。（《河童》十五）小说故意留下空白，耐人寻味。写的虽是一桩情杀案，却不是通俗的破案小说，而是通过这个没有结论的案子，引导读者去探求人性的弱点，深意自见。芥川在探讨人生、考察人性的过程中，发现了人世间的丑恶。“周围尽是丑恶。自己也丑恶……面对周围的丑恶，活着就是一种痛苦的事。”（一九一五年二月二十八日致恒藤恭）所以，他不能不感到失望。这种失望感，见诸《鼻子》《山药粥》等作品中。《鼻子》已如前所述，《山药粥》是写一个处处受人嘲弄的下级武士，一生的唯一愿望是恨不能痛喝一顿在当地视为美味的山药粥。可是，武士一旦有机会实现自己的“理想”时，不知怎的，竟倒了胃口。小说喻示理想永远存在于追求之中，一经实现，随即幻灭。“神韵缥缈”的《秋山图》，也属同类主题。取材恽南田《瓯香馆画跋》中《记秋山图始末》一文，假托元朝画家黄大痴的“秋山图”，奉为画中神品，但等见到实物，在鉴赏者眼中，竟成下品。神品“秋山图”——美和理想，只存在于人的想象之中。其实，这也是作者本人心情的写照，反映了知识分子对社会现实的一种幻灭感。

　　芥川的小说，因探求人性，而揭露人性之恶，但并非为揭露而揭露，实是他对人性善的一种向往，对美好追求的一种折射。他给同学恒藤恭的信中写道：“读波德莱尔的散文诗，最令人感动的，不是对恶的赞美，而是他对善的憧憬……”（一九一四年一月二十一日）这也是芥川的“憧憬”。

“艺术即表现”

　　大凡一个有成就的艺术家，创作上都不会无视技巧的锤炼。芥川当然也不例外。自知不是行动的巨人，遂把自己的艺文随感戏称为《侏儒的话》。其中有多处谈到创作，认为，艺事除了人力，还要靠天分，并引赵瓯北七绝云：“少时学语苦难圆，唯道功夫半未全。到老始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在日本，芥川的天分一向有“鬼才”之称，而这位“鬼才”，却极为重视艺术的表现。他在《艺术及其他》一文中说，任何一种艺术活动都是艺术家“有意识”的创造。“艺术家首先应尽力使作品完美。否则，献身艺术，便毫无意义可言。”并反复强调：“艺术始于表现，终于表现”，“艺术即表现。而所表现者，乃作家其人。”他认为，作家尤应具有创新精神，所以，他“同情艺术上的一切叛逆精神”。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还主张：艺术家，须以追求完美为务，实现其艺术上的理想，“不论情愿与否，都应磨炼技巧”，“须臾不可怠惰”。因为“技巧是表现内容，创造形式的手段”。（《文艺讲座：文艺概论》）认为“轻视技巧的人，压根儿不懂艺术”。倘如艺术家在艺术表现上“不能令人陶醉，作为小说家便不算胜任”。（《小说作法十则》）毫无疑问，作为小说家，芥川可谓胜任愉快。其作品历经八十余载，至今犹保持鲜活的生命力与艺术美，究其原因，便是芥川对艺术表现的重视，对写作技巧的锤炼，对艺术理想境界孜孜不倦的追求，以及苦心孤诣的独到功夫。

　　芥川乍登文坛，便显得身手不凡。每作都锐意精进，再三锤炼，不断创新。不论是现代题材，抑或是历史题材，都可以说几近完美，臻于艺术精品。除上面提到的几篇外，像《戏作三昧》《蜘蛛之丝》《地狱变》《基督徒之死》《圣·克利斯朵夫传》《舞会》《秋山图》《山鹬》《竹林中》《一块地》以及《玄鹤山房》等，都写得相当精致，立意警拔，文字简洁，富于节奏感，极有表现力。芥川的小说，一般不大渲染社会环境，主要从人物的心理变化，揭示矛盾，展开情节，刻画性格。描写人物时，用超然的态度、冷峻的笔调，至多对他同情的人物给予一点善意的揶揄，对他否定的人物加以一点微讽。谋篇布局，可以说是极尽巧思，具有一种形式美和结构美，达到相当高的艺术成就。

　　芥川虽然“不赞成为艺术而艺术”，但在艺术上始终作不懈的追求，“把创作视为生命”（《齿轮》）。甚至说，为了写出“非凡的作品，有时难免要把灵魂出卖给魔鬼”。（《艺术及其他》）这种对美的追求，为凸显内容而对形式的经营，不难看出芥川创作上的唯美倾向。他本有一颗纤细而敏感的心，现实的丑恶鄙俗使他厌恶；严格的家教，束缚了他个性的发展；波德莱尔、法朗士、魏尔伦、易卜生、斯特林堡等欧洲世纪末文学，对他的思想和创作也不无影响。他孤独、苦闷，于是潜心于写作，倾毕生精力去追求艺术的理想境界。《戏作三昧》《地狱变》《沼泽地》等作品，都可看出他的这种倾向。

　　《戏作三昧》以江户时代作家马琴为主人公，这位著名戏作小说家，时时为艺术与道德的冲突而感到无所适从。“身为道德家”的马琴，对“先王之道”从未疑心过。可是，“先王之道”赋予艺术的价值，同作为艺术家的他，想赋予艺术的价值，却相去甚远。他否定戏作的价值，称之为“劝善惩恶的工具”，“可一旦碰上奔涌而来的艺术灵感，心里立即会感到不安”，对这一艺术价值存有疑问。但是，作家马琴一旦入得创作三昧，艺术便成为至高无上。“他那有如帝王般威严的眼睛里，既不是利害得失，也非爱恨情仇，更看不到一丝一毫为毁誉所苦的心怀，而是充满不可思议的喜悦。或者说，那是一种感激之情，悲壮得令人神往。不懂得这种感激之情，怎能咂摸到戏作三昧的甘美呢？又怎能理解戏作家庄严的灵魂呢？这不正是‘人生’吗？残渣污秽荡尽之后，仿佛一块崭新的矿石，光彩夺目，呈现在作者面前……”这是小说的最后一段，既写马琴，也是芥川本人的抒怀：“我的马琴仅为表述自己的心情而假托其人。”（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九日致渡边库辅）借刻画马琴创作的甘苦，抒发自己的感想。

　　芥川不是有神论者，但由于他道德上的“洁癖”，对人的精神世界极为重视。在芥川看来，虔诚的信仰和内心的清明，可以形成一种崇高的道德情操。弃世前半个月，他完成一篇描写耶稣生平的《西方之人》，开头即表明：“我大约在十来年前，开始从艺术的角度喜欢基督教，尤其是天主教。”就是说，从一九一七年前后，芥川开始关注基督教。他最后的绝笔，是弃世前日脱稿的《西方之人》续篇：临终时，摆在枕边的，是一本打开的《圣经》。不过，尽管有位信教的朋友一再劝说，他终究未入教，始终是个冷静的旁观者，“要他相信上帝，相信上帝的爱，他毕竟做不到。”（《傻瓜的一生》）诚如芥川所说，他之喜欢基督教，是从“艺术的角度”，是创作的需要。他尤其对殉教者的事迹感兴趣。所以，芥川的小说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基督教题材，如《烟草与魔鬼》《尾形了斋备忘录》《浪迹天涯的犹太人》《基督徒之死》《鲁西埃尔》《圣·克利斯朵夫传》《南京的基督》《众神的微笑》《报恩记》《阿吟》《丝女手记》等。芥川不是讽刺宗教的欺诳，而是赞美那种出自坚执的信仰，对精神的提升。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基督徒之死》与《圣·克利斯朵夫传》，芥川自己对这两篇小说也很中意。

　　《基督徒之死》尤其是这类作品中的“杰作”，也是“他整个创作生涯中的佳品”（吉田精一）。按照芥川自己的说法，他特意“模仿文禄庆长（1592—1615）年间，天草、长崎出版的日本耶稣会布道书的文体”，取其“简素古朴”的语句，描写“日本圣教徒的轶事”。小说叙述的是主人公罗连卓女扮男装，因受诬陷而逐出教门，但主人公信仰坚执，以德报怨，最终殉教。这里，芥川看重的不是悲剧的本身，而是那种为信仰奉献一切的牺牲精神，并由此带来生命的升华。小说末尾有这样一段：“却说这女子的生平，除此之外一无所知。究竟是何道理？概而言之，人生刹那间的感铭，实千金难求，至尊至贵。好有一比，人之烦恼心如茫茫夜海，当一波兴起，明月初升，能揽清辉于波上，岂非生命之意义？如此说来，知罗连卓之最后，亦足以知其一生耳。”这一段应是这篇小说的点题之笔。作者所追求的便是这一“千金难求”的“人生刹那间的感铭”，是《戏作三昧》中“悲壮得让人神往”的“感激之情”，是画家良秀孜孜以求的艺术的“法悦”，是生命中最充实、最光辉的瞬间！

　　芥川致友人函中不止一次说，他喜欢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固然这部巨著在中国也影响了几代人，但在芥川来说，想必尤为属意于小说的结尾：圣·克利斯朵夫背负基督过河的描写。芥川的这篇《圣·克利斯朵夫传》，即是根据西方“圣人传”而拟就的。小说中最为感人的部分，也正是“过河”这段描写：

　　约莫一个多时辰，克利斯朵夫历尽艰辛，终于像斗得筋疲力尽的狮王，气喘吁吁，摇摇晃晃，爬上了对岸。他将粗粗的柳木拐杖插入沙中，从肩上将童子抱下来，长吁一口气道：“哎呀，孩子，连高山大海都没你沉哪！”童子微微一笑，暴风雨中，头上的金光愈加灿烂辉煌，仰起头望着巨汉的面孔，仁慈地答道：“不错。今晚，正是今晚，你背负的是一身承受着全世界苦难的耶稣基督！”声音如铃声一般美妙动听……

对未来的“恍惚不安”

　　芥川前期创作中也有一些现实题材作品，像批判军队中士兵的非人待遇、人不如猴的《猴子》，描写小人物的《毛利先生》，叙述劳动人民纯朴真挚感情的《橘子》，表现人生无常、纵如烟火般辉煌却转瞬即逝的《舞会》，刻画现代男女青年微妙心理的《秋》，嘲讽军神乃木希典的《将军》，描写少年失意与落寞心情的《斗车》，表彰见义勇为的童话《小白》，以及表现乡间沉重劳作与贫困生活造成婆媳间利己打算的《一块地》……这些现代小说，也都写得颇有特色。但到后期，即一九二五年底，芥川以人生回忆的形式，写了带有自传性质的《大导寺信辅的半生》之后，芥川的创作完全转向了现实，风格与方法也有所改变。由揭露他人的利己主义，进而剖析自己的灵魂深处，客观、冷静，流露出悲凉、沉郁的色调。芥川体质孱弱，一九二二年后，神经衰弱、胃痉挛、肠炎、心悸等多种疾病接踵而来。到了一九二六年，神经衰弱等症越发严重，不得不时时去汤河原疗养，“过着半卧床的生活”，“想写作，因病弱而不能；痛苦，亦因病弱而益甚”。他需要的是“动物的精力”！当年九月，芥川写了一篇描写母亲、姐姐与父亲之死的小说《点鬼簿》，“补写几页，竟耗去数日时间，小生前途颇黯淡矣。”（致佐佐木茂索函）对自己的创作似乎失去了信心。在致作家稻垣足穗的信中也说：“Fancy（想象力）早已弃我而去。”他尤其担心母亲的精神病会遗传给他。其时，已萌发自杀的念头。还在四月里，携妻小去鹄沼疗养之前，便向挚友画家小穴隆一透露此意。尤其他当时常出现幻觉，“困扰不已”。神经脆弱得“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在算计我，让我每走一步都感到忐忑不安”。甚至“门边一片朦胧中，有人欠伸也心惊”。遗稿《齿轮》和最后两年的《书简》中都有所述及。此后的作品，几乎都是在“多病、多事、多忧”之中写成的。

　　一九二七年初，二姐家失火，房屋全毁。此前姐夫投巨额保险，故怀疑是其纵火。两天后，姐夫卧轨自杀。姐姐一家，无处容身，投靠芥川，加上姐夫所欠高利贷，火灾保险，生命保险等，一切善后，全部落在芥川头上。芥川本是泥菩萨过江，现在又雪上加霜，疲于奔命，焦头烂额。这一时期给亲友的信函中，屡屡提到此事。致斋藤茂吉的信中写道：“小生来世但愿托生为一粒沙石，不然，来世但为水，或作檐头冰。此愿若成就，喜乐满心中。”他本有辞世之念，新的变故，更加速其奔向死亡的步伐。然而，芥川虽然心力交瘁，却照旧写出《玄鹤山房》《海市蜃楼》《河童》《齿轮》《暗中问答》《傻瓜的一生》《西方之人》等重要作品。

　　尽管身心疲惫不堪，他仍然不改其“争强好胜”之性格，与谷崎润一郎进行文艺论争。写完《文艺的，过于文艺的》长篇评论，想必在他心底，已知来日无多，要给此生画上一圆满的句号。《玄鹤山房》发表于年初，芥川颇为看重这篇作品，在给朋友的书简中一再提及：“此次拟写一篇力作。”但同时，也一再强调说，是篇“极其阴郁的力作”。确如作家所说，这篇小说写得颇阴郁，通过缠绵病榻的老画家之死，表现家庭的纠葛、人生的惨淡与“痛苦的存在”。这一家庭的悲剧，宛如人生的缩影。小说的结尾，芥川有意安排一个新人：正在阅读李卜克内西的大学生。在致青野季吉的信中，作者表明其创作意图：“主人公玄鹤山房的悲剧，是最后要接触山房以外的世界。（除最后一章，全部场景均在山房之内，原因便在于此。）我还想暗示：外面的世界，正孕育着一个新时代。”芥川已感知“新时代”的脚步，而将迈入的世纪，不属于他们。他在《书简》中说，“《玄鹤山房》虽为力作，但有种脚力尽处看庐山之感”。

　　寓言体小说《河童》，系采用一个疯人的自白，叙述他臆想中在河童国的经历，借以揭露社会的种种黑暗，谴责垄断资本对工人的压榨，权力对艺术的扼杀，以及帝国主义战争之可憎。芥川对这篇小说比较满意，他说：“《河童》将是在下的Reineke Fuchs（《狐狸故事》）。”“以近年来所没有的速度写成”，“聊解郁闷之心怀。”作者虽说，“《河童》是对一切事物——也包括对自我的厌恶而创作的”，但小说不像《玄鹤山房》《点鬼簿》等那么阴暗、沉重，写得较为明快。

　　《齿轮》和《傻瓜的一生》是两篇遗稿，日本评论界普遍视为芥川最后的杰作。《齿轮》逼真描绘主人公行将崩溃的精神，被害妄想，幻觉世界，因恐惧引起神经的战栗等；在《傻瓜的一生》，芥川以“一双冷峻的临终之眼”，通观其一生，“将其三十几年的生涯，浓缩成一个个印象式的优美片断”（吉田精一《芥川龙之介》），充满了对现实的否定和对人生的绝望，描述芥川生前对未来的“恍惚不安”，表现了一个高尚灵魂由希望、探索而至幻灭的痛苦挣扎，是他灵魂的记录。笔者在阅读译稿时，看到文末的写作年代，一九二五，一九二六，一九二七，不免要计算离他弃世还有两年，一年，几个月……也禁不住要想：他是以怎样的心境在写这些作品？可以想象得出，这些作品，无一不是他面对死神的频频招手，内心在滴着血，饱含他的全部精魂，以其最后屈指可数的时日，奋力完成的。每一篇作品，都是从他“笔端流淌出来的生命”（《齿轮》四）！阅时，使人心中不禁亦为之战栗！

　　芥川龙之介的一生，正像《地狱变》里的良秀一样，是一个悲剧结局。他虽然才气横溢，极具浪漫气质，对现实的态度却是严肃的。他深入现实，探讨人生，结果“看到的是资本主义产生的罪恶”（《傻瓜的一生》）；也曾不断追求过理想，得到的却总是幻灭的悲哀。虽然他看到无产阶级力量的兴起，对他们“抱有相当的希望”，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文学才能“如煤炭一般发出黑油油的光芒，具有诗的庄严”，达到“艺术的极致”。但又认为自己的“灵魂上打着阶级的烙印”，“不能超越时代”，也“不能超越阶级”（《文艺的，过于文艺的》）。尽管他“不像契诃夫那样，对新时代发出绝望的笑声，但也缺乏拥抱新时代的热情”。（《致青野季吉函》）他极感矛盾，深为痛苦，觉得“人生比地狱还要地狱”（《侏儒的话》）。他虽然也想“奋力挣扎”，“重新做起”（《遗稿·暗中问答》），然而，他已“精疲力竭”，“拄着一把缺了刃的细剑”（《傻瓜的一生》），终于在现实面前“败北”。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四日，正当人生旅途之半，在大有作为的年纪，芥川龙之介心怀对未来的“恍惚不安”，服安眠药，自杀身亡。

　　芥川之死，令日本举国震惊，《东京日日新闻》等各大媒体，都以整版篇幅报道他弃世的消息。文坛更是不胜痛惜，认为他的死标志一个文学时代的结束。“他的文学，是逐渐上升到自我否定的具体表现。他的虚无精神，在阶级社会发展时期，具有一定程度的进步意义。”（宫本显治《败北的文学》）“他代表了从大正到昭和初年，日本知识分子最优秀的一面。”（荒正人《概论现代日本文学史》）——盖棺论定，以最高的评价，抒发世人心中深深的惋惜。

余响

　　我有时会想，二十年后，五十年后，甚或一百年后的事。那时节，已不会知道曾经有过我这样一个人。我的作品集，想必积满灰尘，摆在神田一带旧书店的角落里，徒然等着读者的光顾吧？不，说不定某个图书馆，只剩下孤本一册，封面已给虫蛀得残缺不全，字迹也模糊不清。可是……我转念又想。我的集子，难道就不会有人偶然发现，读上某个短篇，或某几行文字吗？说起来，心里甚至还存个奢望：那一篇作品或那几行文字，难道不能为我所不认识的未来读者，约略展现一个美丽的梦境吗？我并不指望，百年之后仍有知音。我承认，自己的想法和信念之间，有多么矛盾。可是，我依然要想。寂寞百年身，哪怕只有一位读者能手捧我的书，在他心扉前，尽管依稀微茫，呈现出一片海市蜃楼……

　　上面一段文字，引自芥川的随笔《澄江堂杂记》“后世”一节。文中，芥川龙之介想象“寂寞”身后事，感慨良多。天才的芥川，何须那样悲观！更无须“奢望”！现实已非像他当年所臆想的。他去世后七年，即设立以他名字命名的“芥川龙之介文学奖”，七十年来，已成为奖掖优秀青年作家的最高奖。“百年之后”的今天，他在本国虽不像夏目漱石那样被看作是“国民作家”，但是，直到近几年，从日本读书调查看，芥川的小说，一直排在前四五位，超过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更遥遥领先于当红作家村上春树之前。即便在全世界，也有许多“知音”。尤其在他的邻国，他曾经游历过，表示“除了东京，最愿寓居在北京”的中国，岂止“有一位读者”，又岂止读他的“某个短篇”或“某几行文字”！近三十年来，从《芥川龙之介小说十一篇》《芥川龙之介小说选》《罗生门》《地狱变》等，直到近三百万言的芥川全集——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位日本作家，能在中国享此殊荣。芥川的小说不断被翻译出版，不仅一般读者喜欢，他的中国同行作家也颇为称道。芥川的生命固然短暂，但作为作家的艺术生命却长存于天地间。其最佳作品，凝结着他的博学与才情，显示出一种东方的特色，东方的智慧，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精神文明宝库中的财富。即便与屈指可数的世界短篇名家相较，也毫不逊色！

　　芥川倘如地下有知，定会深感欣慰吧……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八日

楼适夷 书序

　　我在一九七六年的四月到六月，翻译了芥川龙之介的十一个短篇，一九七六年是怎样的年头，四月又是什么日子，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天快要亮的时候，夜照例是特别黑暗而寒冷的。那是我承蒙“姑念老弱”，特别照顾，从接受“再教育”实在同劳改差不离的干校回家已快三年，这三年就整整念了三年书。本来回到破败的老家，书本大半散失，早已“书空咄咄”，总算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没动，我就拼老命地啃起《资本论》来，可怜连笔记也做不好，只会抄摘片段，自以为已经懂了，实际还是半懂不懂。一个弄惯笔墨的人，光念书，不动笔，就好像一天没干活，晚上上床，觉得“虚靡太仓粟”，有点对不起人民的“小米”。有少数跟我划不清界限，有时还来走走的朋友，见我闲着没事，都劝我写些回忆，可是我头上“帽子”，背上“包袱”，家人子孙，全都受累，无碑可立，无悔可忏，我就是一个字也写不出来。鲁迅先生说过，不能创作，那就翻译。翻译也算我的老行业，可是外文书早已空空，不是被人当作封资修的罪状搬运一空，就连自己家人，也论斤计两，卖给收旧货的到造纸厂做纸浆去了。开始，好容易借到一部六卷有注解的《万叶集》，我狠了狠心，想弄通这部日本的国宝，古代诗歌的综集，可整整啃了大半年，全书四千五百多首，好容易才译出了七八十首，不但应该知难而退，而且兴趣也不大了。想想到底还是对近代文学熟悉一点，从友人黄源兄借到了一本《芥川龙之介集》，读来深有兴趣，便动手译起芥川的短篇来。

　　芥川龙之介（一八九二年——一九二七年）这位日本近代文学中的短命的“鬼才”，我一向有点喜欢，旧友重逢，特别亲切。他是一位才华洋溢，学力丰厚，思想深刻，气品高迈，文字清丽，在艺术琢磨上颇有功力的作家。他在极短促的创作生涯中，为日本文学留下一笔极可贵的财产，一百四十多篇作品，除少数中篇，全部都是短篇。在他创作的初期、中期，写过许多历史短篇，其题材的新奇，构思的精深，确在日本文学中别具一格，当时即受读者的爱好和文学前辈的知遇，至今还是广泛流传，万众传诵，用他的版税，设立了一年一度的“芥川奖”，送出了许多文学新人。

　　他于一九一四年与友人共同创办《新思潮》文艺刊物，发表处女作《老年》，次年又在《帝国文学》上发表了《鬼脸儿》和《罗生门》二作，就受到文坛有识者的注目，成为当时一代大家夏目漱石的门下，受到漱石的赏识，而投身于创作的生涯。一九一六年，他在《新思潮》发表了短篇《鼻子》，漱石就对他说：“你再写十篇这样的作品，则不但在日本，即在世界文坛上，也将成为一位有特色的作家了。”此后数年，他的创作力分外旺盛，艺术修炼，日益精进，连续出版了三本短篇集：《罗生门》、《烟草和恶魔》、《傀儡师》，而成为一方的大家。但是由于时代的前进，社会斗争的剧烈，使他思想上原有的怀疑、彷徨和神经质的阴暗的一面日益浓厚，这些便表现在他后期的一些作品中。思想彷徨的结果，终于以正当三十五岁的盛年，于一九二七年七月，在自己家里，服了大量的安眠药，抢救无效，而告别了这个世界。

　　在他死后的纷纷议论中，有人把他比做古罗马帝国的政治家和小说家倍德罗纽斯（Gauis Petronius Arbiter？-65），一身浸润了过去阶级最高的教养，但不能不见到新的时代的胎动，而感到自己已经赶不上去了。于是，便走了自我毁灭的道路。

　　我对这位作家的作品读过一些，但不全面，平素亦更无深入的研究，但他在初、中期写的一些历史题材的短篇，却深深地吸引了我。正当天安门广场四五运动之后，我在闭门深居之中，作为自己日常的课程，也可以说作为逃避现实，逃避痛苦的一种手段，便选出了自己所偏爱的篇目，重作冯妇，又理旧业，开始翻译起来。一个动惯笔墨，长期被逼停止，又见到自己亲笔写出来的稿纸，渐积渐厚，首先已得到了劳动的乐趣。而且说起来芥川不但充实了我那时的日常生活，使我每晚上床，感觉这一天没有白过，而且这工作还居然打救了我一次。原来四五运动我的确没有参加，但四月一日，一位常上我家来谈天的青年友人，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怎样热闹，盖天铺地的花圈，一望无际的白花，满墙满壁的诗歌，和飘扬空际的大挽联。我听了大为冲动，马上拿起拐棍，同这位小友一起，去了一次广场。在庄严肃穆、成群结队的青年行列中，一直挤上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高台。我的确是去过一次，回家也没有告诉家人。其实后来知道，在这几天中，一家人包括老伴和身边儿女，谁都各自去过广场，抄过诗与挽联。可是风声紧了，有人在四处追踪去过广场的人，和私自抄下来的歌诗。有许多人，居然因此提将官里去。而我这个闭门深居的糟老头子，也居然荣幸承蒙什么人员的一度拜访，问我在家里干些什么？我连忙沏茶点烟，殷勤接待，说明自己正搞些古老东西，消遣消遣。他们见我案头上果然堆满了一堆厚重的工具书，一叠写好的稿纸，于是好像随手拿起似的，翻了一翻，还称赞我这么大年纪，还那么用功，受了表扬，告辞而去了。我便又大胆放心地译下去。

　　我明明知道这些先生太太们是兔子尾巴长不了的，不过一要耐心，二要长寿，总有一天会苦到那个时候的。但翻译的目的，倒并不准备将来会有发表出版的日子。为了“独乐乐，不若与人乐乐”，我还请人刻了一个图章，叫做“二三书屋之印”。那就是用两张复写纸，复写出三张稿纸，装订成册，变成一本书的样子，请二三家人，和二三个不与我划清界限还有往来的友人，充当我的读者，也算“与众共乐”了。这《芥川龙之介小说十一篇》，也就是这《二三书屋》的出版物之一。然而流传出去，居然辗转转阅，大受欢迎，搞得我自己手边一本也无。

　　首先《罗生门》是鲁迅先生早已译过的（一九二三年《日本现代小说译丛》），我在复译之时，从先生译文中，受到不少教益。先生还译过芥川的《鼻子》，可能是最早介绍芥川的了。后来他说过还想介绍点芥川后期的作品，但因战斗频繁而未能实现。记得解放前开明书店出过一本《芥川龙之介集》，内容篇目，则一时想不起了。

　　其次，这里有一篇《奉教人之死》，原作伪托古籍，全用文言书写，我就东施效颦，勉学林琴南式的笔调。林琴南莫道他不识外文，赖人口译，才作笔述，但其所译，竟似重新创作，传情绘形，词达气顺，有其独自的特色，现在是连旧书店里也买不到他的译书了，但像我们这样上了年纪的人，不少是从小就爱读的，我这儿是婢学夫人，想让青年读者，略尝异味，大概不致蒙反动复古之嫌，把我划到林派那里去吧。

　　素盏鸣尊是神话中天照大神的一个逆子，周启明所译《古事记》中的速须佐之男命，就是他。他那老年的遭遇，神语中没有，大概是作者的艺术创造。一个从小忤逆父兄的逆子，待到年老，也受到自己儿女的反抗。只要作者不让古人说现代话，或把古时农民起义的英雄，写成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历史小说当然允许作者有骋驰自己艺术想象的权利。例如《秋山图》写的就是中国艺苑中的真人，但内容是否真事，读者一看便能自己判断了，用不到译者的解说。《莽丛中》和《报恩记》写的都是强盗，前者以当事人在法庭供述和作证的形式，传述了一个曲折迷离的奸杀事件，手法简洁而引人入胜。后者写一个浪子为报答义贼和剧盗救助一家的恩情，而甘愿以身代死，也是极为动人的。

　　《地狱变》以血淋淋的惨厉的笔墨，写出了奴隶主骄奢淫侈，和奴隶们所遭受的悲惨的命运，更使人有惊心动魄的感受。《阿富的贞操》中，阿富为了救助一条猫儿的生命，竟然准备坦然地献出自己处女的贞操。而《六宫公主》中可怜的贵族的公主，则只能作寄生之草，最后落入路倒尸的结局。

　　《戏作三昧》写的是德川幕府末期，日本名着《八犬传》作者泷泽马琴晚年一天中的生活，栩栩如生地反映了当时市民社会的形象，这对于今天的老年人倒是可以吸取一些教育的，正如马琴的小孙孙对爷爷的告诫，老人嘛，一要用功；二不要老动肝火；三是万事得忍着点儿。现代人平均年龄正在日益提高，老人很多，这三点大可作老人们的座右铭。

　　最后一篇记述托尔斯泰同屠格涅夫闹别扭的事，有托翁长子的回忆可证，是有趣的真人真事。

　　我这段简单介绍，看过全书的人本可不看，但有些读者是喜欢先看看前言后记，然后再读正文的，可能读者先翻一翻，那就不算多余的介绍了。至于见仁见智，则自有读者自己的领会，用不着多所饶舌。在此我真要说的，倒还是那文不对题的关于译出此书的经过，乘机为林彪“四人帮”表一下功。为了国家现代化的建设，安定团结，最为重要，有些恩怨应该忘却，倒是那十年浩劫，不可不永远牢记，决不听其再来！

此文原为湖南人民版《芥川龙之介小说十一篇》（1980年）“书后”，略有删节。

秦刚 书序

　　近年来，形形色色的“罗生门”频繁出现在我们日常的文化生活领域。大导演黑泽明的那部经典名片自不必说，各种芥川龙之介的小说选本多以《罗生门》命名；几年前北京人艺小剧场曾经上演过昆曲《罗生门》；港台歌手演唱的以此为题的歌曲也出现过若干首；最近一个台湾歌手的新专辑也叫做《罗生门》；至于“××事件的罗生门”之类的标题，早已被报刊、网络所惯用。那么，已成为汉语新词的经常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罗生门”，到底是一道什么样的门呢？

　　“罗生门”本是日本平安时期的京城正南门“罗城门”的别称。“罗”乃“包罗”之意，京城的城墙遂被称为“罗城”，“罗城门”则意味着这个京城的正门是昭示王权之地的秩序与威严的首要门户。这座原本七开间的双层木结构的高大红色门楼，建成后屡次毁于暴雨台风，自十世纪末终于开始荒废，遂在种种鬼谈中，化为荒凉无人的鬼魅出没之场。日本十六世纪的谣曲《罗生门》，便讲述了一个神勇的武将在门下挥刀砍下恶鬼单臂的故事。发表于一九一五年的短篇小说《罗生门》，是作家芥川龙之介步入文坛的处女作。故事改编自《今昔物语》的《盗人登罗城门上层见死人语》，但却沿用了谣曲“罗生门”的名称。虽只一字之差，“城”只是一个静态的实体空间，“生”则更富于动感和玄机，既是一种行为与意志的表示，也是一切生命的存在状态。由此，“罗生门”三字无形中便隐含了“包罗人生万象”之门的喻指，兼具古典韵味和现代气息。随着芥川龙之介的小说的家喻户晓，“罗生门”逐渐成为可以调动起读者种种想象力的磁力超强的文学场域。

　　作为日本现代文学中的名篇，小说《罗生门》一直是日本教科书使用次数最多的作品之一。据研究者介绍，几年前日本重新修订过的全部二十种高中一年级使用的《综合国语》教材，竟无一例外地全部用该作品作课文。也就是说，如今日本的青少年依然要在课堂上阅读这篇追问生存手段的选择问题的小说来跨入青春的门槛。这篇小说的主题很有些哈姆雷特的“生存还是毁灭”的思辨性，只是在尸臭冲鼻的门楼上拔死人头发的那个集东西方文学中的妖婆和巫女的特点于一身的老妪，不免会令青少年读者有毛骨悚然之感。异常现代的主题表现背后，常有一丝阴森的鬼气，这或许也是芥川文学的特色与魅力之一。

　　芥川龙之介的文学获得世界性的评价，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电影的魔力。在他本人已过世二十多年后，黑泽明一九五〇年拍摄的电影《罗生门》在第十二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震惊了西方观众，一举夺得最佳影片金狮奖，并荣获一九五二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从此，日本电影开始真正走向世界，也让西方人知道了芥川龙之介的名字。在西方影迷的心目中，电影《罗生门》的地位是无比崇高的。一九八二年值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五十周年之际，将以往历届的金狮奖获奖影片进行了一次“金狮中的金狮”的评比，结果竟然还是它当选。如今，影片问世整整六十年了，黑白影像中的那座残破的“罗生门”对于经典影片的朝圣者来说，依然是一道迈不进却也绕不过的关卡。

　　黑泽明的电影虽然名为《罗生门》，但实际上是借用了小说《罗生门》的场景和出场人物仆人，而故事的主要内容，则改编自芥川龙之介的另一部小说《竹林中》。

　　《竹林中》是一部由七个不同人物的叙述构成的一篇结构奇特的小说。与此前东西方文学史上的任何一篇小说都迥然不同的是，三名当事人讲述的虽是同一事件，然而却各执一词，内容相互矛盾甚至南辕北辙，根本无法接合在一起。阅读至最后，武士死于谁人之手这一关键性悬念非但未解决，反而陷入更深的疑云之中。到底谁在说谎？这可能是很多读者最初的疑惑，然而问题的本质或许并不在此，甚至也不在于小说对人性的变幻莫测，以及人物心理之迷宫的描摹与揭示。这部作品最关键、最具有颠覆性的创意，是它运用复眼式的叙述视角，为读者呈示出了如同映现在多棱镜里的不同层面且互不相容的现实世界。作者基于怀疑主义立场，对历史真实的惟一性这一认识论前提进行了质疑和解构。黑泽明将这部作品搬上银幕，与日本战后的价值观逆转以及潜藏在大众心理的理念真空等时代背景不无关联。黑泽明的改编非常成功的处理之一，是对“罗生门”这一空间的借用。他把芥川龙之介笔下选择生死的场域，演绎成了一个故事的讲述空间。砍柴人、僧人与仆人在大雨滂沱的罗生门下，交相叙述在官衙里作证时的奇妙见闻，共同还原竹林中发生的一个强盗和一对夫妇之间的诡异之事。

　　影片《罗生门》的成就是毋庸置疑的，但必须强调的是，黑泽明的电影和原作《竹林中》又是性质截然不同的文本。黑泽明虽然借用了芥川小说的内容与结构，但他按照电影观众较容易接受的方式对原作进行了整合，即通过砍柴人最接近于真相的旁观者的叙述，否定掉了三名当事者的陈述，最终还是为观众拼接和还原出了一个具有惟一性的完整世界。芥川龙之介将人们习以为常的一元化世界撕开了一个巨大裂口，而黑泽明却把这个裂口缝合上了。正如影片的异常光明的结尾所象征的，黑泽明所要表现的其实是他一贯的人道主义信仰与情怀，这类光明与温情在阅读芥川原作时是根本感受不到的。读者掩卷后只感觉像被作者扔进了冰窖里，彻骨寒冷却又满腹狐疑。

　　原作《竹林中》的结构特点，便是无法拼接出一段完整且惟一的事实真相，它呈现出的世界是破碎且多元的。所有试图通过推理和辨析对事实真相进行整合的努力不仅徒劳，反而是对小说的复线叙述所展示的历史与现实的多重性的刻意消解和破坏。黑泽明试图用他的改编对虚无主义实施拯救，但却漠视了原作挑战单一视点出发的一元化世界认知的意义。在我看来，芥川龙之介在《竹林中》的文学书写实践，同毕加索为绘画艺术带来的“立体主义”革命有很多相通之处——将不同视点观照之下的事物反映在同一平面上，用变形、扭曲与破碎的局部来展示一个更接近于原态的立体世界。因此，不妨将《竹林中》视为一部“立体主义”小说，它如同毕加索的绘画一样，能够带给读者以认识论层面的强烈冲击，具有其他小说所无法取代的特殊的文本价值。

　　如今不论在中国还是欧美各国，“罗生门”都已成为芥川文学的代名词，同时它又包含从黑泽明的电影里引申出来的表示一种特定状况的语意，即各种证言如一团乱麻，各执一词或相互矛盾，事实真相无从知晓。不论汉语中的“罗生门”，还是英语中Rashomon（罗生门），都是如此。而这种“罗生门”式的状况，在日语中一直是用原小说的篇名“竹林中”（薮の中）来表达的。多种语言都因芥川龙之介的文学而获得了一个表达特殊含义的词汇，这说明这位小说家用文学的方式，发现了我们日常中一处用肉眼难以看到却又真实存在的黑洞。

　　芥川龙之介在就读东京帝国大学英文学科期间就一跃成为文坛新锐，他从事文学创作的时间基本贯穿了日本的大正时期。一九二七年三十六岁的芥川龙之介自杀身亡震惊了日本，其遗书中留下的“对未来的恍惚的不安”的字句，被视为整个时代心理的象征。

　　芥川龙之介既精通欧洲文学，同时又具备极高的古典与汉学修养。就知识背景与文学创作实践而言，堪称跨越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一个典型的越境者与中介者。因此他能够以学贯东西的文化素养与文学视野，对日本古典文学资源进行成功的开掘与诠释，创作出大量立意独到、精深洗练的经典名篇。他虽然没有创作出鸿篇巨制式的作品，但却对现代小说的文体、叙述、体裁、结构等进行了种种创新和尝试，这些文学实践为他的作品带来了其他小说家难以比拟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作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文学最杰出的代表者之一，其文学实践同时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的现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秦刚

芥川龙之介小说深度阅读推荐

推荐篇目之一：《罗生门》（1915）

　　日本现代小说中的名作之一，也是迄今日本初高中《国语》教材收录次数最多的现代文学作品。根据《今昔物语》的一个故事改编而成，讲述的是一个失业的仆人在罗生门变身为强盗的故事。发表这篇小说时，芥川龙之介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英国文学系三年级。作为步入文坛的处女作，《罗生门》已经毕现出芥川龙之介小说创作的鲜明特点。王权倾颓、都城衰微的时代背景下，尸骨横陈、鬼魅出没的罗生门的世界，既承袭了日本江户时期怪谈文艺的谱系，又能看出欧洲世纪末文学的投影。从东西方文学中双向汲取文学滋养，这是芥川龙之介之所以能开拓出独特的历史题材小说类型的一个关键。后来，芥川龙之介还在很多小说中刻画过各类盗贼，但每个盗贼都不是简单的脸谱化的人物。鲁迅是小说《罗生门》最早的汉译者，在他的《故事新编》里能够看到芥川龙之介历史小说模式的影响。

推荐篇目之二：《地狱图》（1918）

　　又译《地狱变》。以平安时期为背景，讲述了当朝第一画师良秀绘制“地狱变屏风图”的故事。良秀以眼前被烈火焚烧的自己的爱女为模特，在一种癫狂而又专注的状态下完成了屏风图的创作。这个高潮段落，具有一股撼人心魄的力量。画师良秀个性桀骜，试图以个人的艺术创作与权力和世俗相抗衡，甚至不惜以自己和女儿的生命为代价，追求艺术的终极价值。《地狱图》发表之后，芥川龙之介被冠以“艺术至上主义”的称号。本篇的魅力之一，还在于小说独特的第一人称叙述。叙述者是侍奉当权者的一位年老的家臣，他的特定视角的叙述往往奉迎权势，对良秀常以偏颇之见贬损和抨击。读者阅读至最后经过反刍，最终却达到了明贬暗褒、先抑后扬的反转效果。这是作者在小说叙述技巧上的创新性的尝试。

推荐篇目之三：《奉教人之死》（1918）

　　又译《基督徒之死》。芥川龙之介执着于表现基督教徒殉教的主题，创作过多篇同类题材的小说，本篇是其中的杰作之一。小说主人公蒙受令教徒之女怀孕生子的不白之冤，被教会驱逐，以乞讨为生。最后却甘愿自我牺牲，从火海中解救出令自己蒙冤之人的幼子。奄奄一息的弥留之际，过火的残衣下露出女性的身体。被指认触犯了奸淫罪的少年，原来是一位圣洁的少女，刹那间的升华与感动，成为芥川龙之介同时期文学创作的一个代表性的主题。小说虚设的讲述人，称这个故事来源于自己收藏的长崎耶稣会出版的一部圣徒言行录。故事引述部分，模拟了日本耶稣会口译《平家物语》的独特文体。小说发表后，立即有基督教文献研究的学者写信求借底本，得到芥川龙之介复函说明纯系小说家言的虚构之后，深为作家的小说笔法所折服。

推荐篇目之四：《杜子春》（1920）

　　现代日本童话的经典作品之一。芥川龙之介根据唐代传奇《杜子春传》创作了这篇童话。以收入《醒世恒言》的话本《杜子春三入长安》为代表，中国明清文学中也多有《杜子春传》的改编之作。而唐传奇《杜子春传》的故事原型，出自于玄奘述《大唐西域记》。芥川龙之介慧眼识珠，对杜子春成仙失败的故事以现代手法进行加工，打造出童话版的《杜子春》。其根本性的改造，在于植入了肯定现世的人本主义思想和成长主题。杜子春的故事跨越时空，在各个时代的叙事文学中被反复阐释和改写，构成了一个十分有趣的文学现象。芥川龙之介的《杜子春》，则提供了一个使传统故事脱胎换骨，在现代文学体裁中重获新生的范本。《杜子春》在台湾广为流传。黄春明改编的歌仔戏《杜子春》和蔡志忠漫画中的《杜子春》，承袭的都是芥川龙之介的童话版。

推荐篇目之五：《南京的基督》（1920）

　　本篇小说以民国初期的南京为故事舞台，多有关于南京街巷和风物的描写，其想象力的来源是谷崎润一郎的随笔《秦淮之夜》。创作本篇时，作者尚未踏上过中国的土地。以现实中国社会为背景、以普通中国人为主人公的小说，在日本现代文学史上，本篇属于较早的一例。作品从内容到主题，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作者对于同时代中国的认知与想象。金花坚信基督降临为自己治愈了绝症，作者并未将她的执着的认定简单处理为蒙昧或者迷信，而是以她从信仰中获取的力量，反衬出理性主义的冰冷和现代启蒙主义的局限。金花是芥川龙之介塑造的光彩夺目的女性形象之一。本篇作品1984年在台湾曾被改编为电影《一代名妓小凤》。1995年，香港与日本合作拍摄了故事片《南京的基督》。

推荐篇目之六：《竹林中》（1922）

　　这是一篇读后令人无法忘却的作品。它让人疑惑或回味的时间，恐怕要远远长于阅读的时间。甚至，它有可能动摇和改变读者看待事物、理解世界的方式。很难再找到一部和它相似的小说了。笔者认为，这篇小说结构和叙述的视点，及其创造性、冲击力，都非常近似于毕加索的立体主义绘画。因此，笔者将其定义为一篇具有开创性的“立体主义小说”。黑泽明的电影《罗生门》的主要情节就是根据《竹林中》改编的。虽然黑泽明的影像作品和小说原作都是名作，但两者呈现出来的主题和世界观，却是截然不同的。在欣赏过黑泽明的电影之前就有机会阅读《竹林中》的读者是幸运的，可以经历一次不同寻常的阅读体验。看过电影的读者也有必要细读一下原作，小说的魅力根本不是电影所能轻易取代的。而且可以去发现两者之间的不同。

推荐篇目之七：《桃太郎》（1924）

　　芥川龙之介在上海拜访章太炎时，受到章太炎以《桃太郎》的故事为例批判日本对外扩张政策的启发，回国三年后创作了这篇讽刺性的小品。近代以降的日本，各种文艺形式对民间传说《桃太郎》的改写层出不穷，但能够跳出桃太郎的视角，站在被他征讨和侵犯的一方，对这个故事里隐含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意识进行讽刺和批判的，本篇几乎是唯一一部。《桃太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日本军方宣传机器大肆利用。日本海军省为宣传袭击珍珠港的胜利出资制作的日本首部长篇动画片《桃太郎的海鹫》（1942），以及两年后宣传海军登陆荷属太平洋西里伯斯岛的动画片《桃太郎海之神兵》（1944），就是非常显著的例子。芥川龙之介早在1924年时，似乎就已洞悉了1937年后的日本的走向。

推荐篇目之八：《河童》（1927）

　　芥川龙之介晚期创作中最杰出的作品之一。通过精神病院23号患者的自述，讲述了主人公在河童国度里的见闻与经历。古今东西的各种文学形式中，“异域探访”都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故事话型。中国有《桃花源记》，日本有《浦岛太郎》，英国有《格列佛游记》、《爱丽丝梦游仙境》。本篇作品是日本现代小说中此类话型的经典之作。小说虽然假托了一个虚构出来的、与人类社会既相悖又相似的河童的世界，但贯穿全篇的机警讽刺和犀利批判，却处处指向人类现实。反而比许多同时代的现实主义作品，更准确也更生动地刻画出了20世纪20年代日本社会真实而本质的一面。

朱娅姣 书序

　　芥川龙之介其人，若不知其小说家身份，仅透过黑白照片拜见真容，或许很难想象这位天庭饱满、相貌堂堂、目光深邃、气质潇洒的男子，会在由而立之年迈向不惑之年时不负“龙”吟之威的文坛成就中主动赴死，只留下那些至今仍震撼世间的、大大小小的华彩篇章，任由它们长啸九天。

　　“最聪明的处世法，乃是既看轻世俗，又活得与之不相矛盾。”这句话出自格言式评论《侏儒警语》。只此一句，文人的敏感性和通透性便表露无遗。在专门研究芥川其人其作的研究论文中，不乏将他的主动赴死归结为“矛盾心理”的阐述。矛盾促生出思考，思考转化为创作，创作诞生出作品，作品生发出美。在极端的语境下，说是“矛盾创造了美”，亦不为过吧。

　　在矛盾转化为美的过程中，思考是至关重要的一环。芥川并非一位以丰富的自身经历来书写人性的作家，他幼少读书，涉猎广泛，创作时，素材便信手拈来——或从历史故事中来，或从神话传说中来，或从中国小说中来，或从自身见闻中来。芥川自书中走入人生，在人生中见识到与书中理想相矛盾的现实，遂对现实产生思考，对当时日本社会文化的变革产生困惑和失望。例如《秋山图》，就是借由前后矛盾的同一事物，来探讨“什么是永恒的价值”。清代著名画家恽寿平所著《瓯香馆集》中刊有篇目《纪秋山图始末》；《秋山图》一文，据此写来。试看《纪秋山图始末》中烟客先生初次在张氏大宅中见到画作时的描写：“其图乃用青绿设色，写丛林红叶，翕赧如火，研朱点之，甚奇丽。上起正峰，纯是翠黛，用房山横点积成。白云笼其下，云以粉汁澹之，彩翠烂然。村墟篱落，平沙丛杂，小桥相映带，丘壑灵奇。笔墨浑厚，赋色丽而神古。”芥川文中亦保留此段，只是取白话文体裁。毫无疑问，五十年前的《秋山图》确是真迹。那么，五十年后，为何同样的人面对同样的画却犹豫起来，无法判定真伪，甚至怀疑眼前这幅为赝品呢？

　　五十年前，萧索的张宅主人对这幅画几乎采取顶礼膜拜的态度，与人论画时，竟“像未经人事的少女般脸红起来”，虽受重金诱惑，亦不曾卖画换钱；五十年后，华贵的王府主人不但对张氏之孙“尊为上宾，唤出姬妾，奏乐助兴，盛宴款待，赠以千金”，还将画当作展示道具、满足虚荣心的工具。这正是古典艺术遭遇现代社会所产生出的矛盾。应如何处理这种矛盾呢？“那张奇妙的《秋山图》不是清晰地烙在心里了吗？就算它不存在，也没什么可遗憾的，不是吗？”——真正的艺术品，具有不可复制的特性。这才是永恒的、无法取代的价值。同样是取自中国，《黄粱一梦》讲述的却是另一类主旨。唐传奇《枕中记》经芥川演绎，引申出了更加丰富的人生哲理。在这篇小说的末尾，芥川借卢生之口表达出积极的人生态度：“正因人生如梦，才需真活。人活一世，唯愿此生精彩纷呈，方不辜负自己。”何等洁净纯粹的认识！芥川经常对人生、对人性表示蔑视，同时，又常常对人生、对人性感到喜爱。他的通透也表现在参透生死轮回、善恶祸福、因果报应的概念上。《蜘蛛之丝》仅用不到两千字，就将佛教观念表达得一清二楚。短篇小说作成这样，已臻化境。

　　芥川创作小说，不单追求挖掘深刻的立意，也注重打磨完美的技巧。在《艺术及其他》一文中，他指出：“艺术家须力求使作品完美。如若不然，献身艺术便全无意义。完美并非指读来完美无缺的作品，而是指在艺术上彻底实现每一个细分发展出的理想。”在前期创作中，他抱定艺术至上的创作理念。完美表现这个理念的，当属《戏作三昧》和《地狱变》这两篇。《戏作三昧》中的马琴身处江户时代，这位已过花甲之年的老作家正在撰写一部最伟大的著作。然而，他面临着许多困境：去泡澡时，遇到品位肤浅的狂热读者和语言恶毒的伪读者；回到家，性格油滑的书商正等在家里，商人的言行严重伤害了身为艺术家的他的自尊心；对书商下完逐客令后，忆起曾因来信请求拜师遭到拒绝进而恼羞成怒侮辱自己人格的青年后辈；好友华山来访，边鉴赏画作边听其劝解也没有放松心情，反而增添了不安；乘兴写起《八犬传》，却进行得不顺利……此时，外出的一家人回来了。天真烂漫的小孙子给他的内心带来极大的慰藉，他回到桌前，文思泉涌，下笔有神。他的眼中已“没有利害得失，也没有爱恨之情，只有不可思议的愉悦感，一种感激之情。不懂这种感激之情的人，又怎能品味到戏作三昧的甘美？”沉浸在艺术世界中一心一意追求某种境界的马琴，正是芥川本人的真实写照。

　　在另一篇表现同类主旨的《地狱变》中，生活在平安时代的主人公良秀，结局却凄惨许多。这个故事被改编成漫画、动画、电影，内容可谓深入人心。为绘制地狱变相图，夹在亲情和艺术中的良秀为追求艺术上的完整，选择牺牲女儿，摒弃人性。最终，他画出了一幅稀世杰作，同时，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地狱变》被看作芥川在追求艺术上的一个缩影，也是芥川文学必读之精品篇章。对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不放弃、不妥协，这样的精神，在小人物身上也有所体现。《毛利老师》中就塑造了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任凭再怎么其貌不扬，对于教育的热忱和与生俱来的责任感，还是使得这位老师的形象高大起来。就连那唯唯诺诺的个性，读来亦觉得亲切，正如你我身边随处可见的人那般。译这篇时，译者眼前每每浮现出刚开始学习日语时遇到的一位老师。那位老师一样其貌不扬，讲话略显啰唆，然而抄写板书时工工整整，讲解问题时细致入微。多亏这位老师，译者才将枯燥的学习过程坚持下来。可见，“天生的教育家”的确存在。

　　与“坚持什么”相反，还有一类作品，则表达了“怀疑主义”这一主旨。笛卡尔曾说：“如果你想成为真正的真理探索者，那么，只要有可能，在你的生命历程中，你有必要对所有事物至少怀疑一次。”芥川本人亦在《小说作法十则》中阐述：“对于任何事物，我都是一个怀疑者。”虽然芥川和笛卡尔的探讨方向有些不一致，但大体上说，怀疑主义是这样一个倾向：它是工具，不是态度；它是手段，不是立场。在《西乡隆盛》中，老人通过让青年亲眼看见一位活脱是西乡隆盛的人来使青年怀疑起自己曾十分笃定的历史假说，并抛出皮浪怀疑论的核心——搁置争议。即，既不肯定，也不否定。老人称，记录历史时，记录者会自行做出取舍，导致历史真相成为“无法辨清真伪”的暧昧状态。在表达不可知论的概念上，或许《竹林中》诠释得更加精准到位。一件凶杀案，三个嫌疑人，七份证词。出于各自的目的，嫌疑人都在自己的故事版本中撒了谎，使得一件脉络清晰的案件成为永远不可能被解开的悬案。真凶是谁已然不重要。重要的是，若我们所见之客观世界中的真实来源于他人的语言，一旦这些语言信息真假难辨，我们所相信的“真”也会随时崩塌。1950年，这个故事被电影大师黑泽明搬上银幕，并改名为“罗生门”，故事中的人物从竹林中移到了罗生门下，与另一名篇《罗生门》做了完美融合。从大的方向上看，《罗生门》与《竹林中》一样，都是冷静地将人性和利己主义剖析出来，展示在读者面前。家仆本不欲成为强盗，然而在目睹老妪拔女尸头发去换钱的举动后，终于抛开道德约束，以自己也要讨生活为借口，抢走老妪衣服，成为真正的盗贼，贯彻了利己主义。而在《鼻子》一文中，实际上，是利己主义者们在左右内供的鼻子长短。他们习惯于将长鼻子的内供摆在下方供自己俯视取笑。一旦内供的鼻子正常，便刻薄起来，希望他重拾不正常。芥川极力揭露人性之恶，也努力描绘着人性之善。比如《橘子》和《秋》这两篇以现实为题材的作品。前者我们很熟悉，至少，译者小时候的语文课本中曾有收录。读到那几个金灿灿的橘子从车窗落向小女孩的几个弟弟身边时，不知怎的，这一幕竟成了瞬间凝固的油画画作，在译者脑海中驻扎多年，至今不能忘怀。《秋》中的姐姐为让妹妹幸福，忍痛割爱，让出了爱人。三人重逢后，虽然妹妹已将爱情凌驾于亲情之上，姐姐仍旧什么也没说，只是带着对往昔姐妹情的怀念，默默离开了。除此之外，本书中还收录《舞会》和《开化的丈夫》这两篇反映明治开化时期西方文化对日本社会的影响的作品，表达了人生无常、如夜空烟火般转瞬即逝的主旨。《海市蜃楼》则是他殁前不久的作品，显示出阴郁的基调。辞世之念，或许此时已露端倪。

　　一代文学“鬼才”已逝，然而，他的作品终究没有像他预料的那样“积满灰尘，摆在神田一带的旧书店角落里，徒然等候读者的光顾”。非但不是如此，去世后仅八年，世间便以他的名字设立“芥川文学奖”，这也成为纯文学奖的代表奖项。若他泉下有知，或可得到一丝宽慰。

　　芥川的作品早有全集译作出版。此次新译，目的在于精选芥川的经典篇章集结成册。翻译过程中，译者与这些流芳短篇面对面，又一次做了对话，心中雀跃不已。若您通过阅读本书，也能对这位大正短篇文豪兴起一股朦胧的意识，进而主动通读他所有作品、细细品味他给人精神上带来的震撼与启发，作为译者，便不胜欣喜。

朱娅姣

书序 之二

　　芥川龙之介（1892—1927），日本文学大家，以创作短篇小说闻名，其作品《地狱变》《罗生门》《竹林中》已成为世界性的经典之作。其作品既有浪漫主义特点，又有现实主义倾向，凄绝中带有嘲讽，严肃中不失幽默，擅长用自己独特的写作方式将人性无言地铺展在世人面前。1935年以其名字命名的“芥川龙之介奖”成为日本文坛的重要奖项之一。

　　1892年出生于日本东京，生当辰年辰月辰时，故取名“龙之介”。10岁时生母去世，两年后正式过继为芥川家的养子。

　　芥川家是家道没落的旧世家，家教严格，礼法繁缛，作为养子的龙之介，寄人篱下，少不得事事都要隐忍。养父一家颇好文艺，具有江户文人趣味。因是延续十几代的士族，门风高尚，文学、演艺、美术等均是士族子弟必修科目。芥川很早即接触日本和中国古典文学，他的汉文修养出类拔萃，喜读《西游记》《水浒传》等作品。据说他小学四年级时已能写出“但将落叶焚，夜见守护神”这样的俳句，显示出早熟的文学才能。

　　自小学习成绩优异，高中时免试入第一高等学校一部乙班（文科），同窗有许多日后的著名作家或诗人。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为他日后走上文学道路奠定了基础。20岁那年，写有散文《大川之水》，表达他对乡土的热爱。

　　21岁进入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科学习。大学期间与久米正雄、菊池宽、山本有三等同学，第三次第四次复刊《新思潮》，使文学新潮流进入文坛，文学史上将他们称之为“新思潮派”作家。

　　22岁的夏天，芥川结识了才女吉田弥生，但因弥生的出身问题，这段恋情遭到养父家强烈反对，芥川不得已与“初恋”分手。此事对他影响甚大，平生第一次在人生大事上遭遇挫折。他因此为人性的根本问题而苦恼，也更加体会到身为养子的不幸。

　　因心境消沉，于是寄情于创作。大学期间，芥川陆续发表《火男面具》《罗生门》《鼻子》。夏目漱石曾赞赏和推崇《鼻子》，“他将是独一无二的作家，那样的作品再写上二三十篇当会成为文坛无与伦比的作家”。芥川十分重视这位师父，自我策励，相继发表《孤独地狱》《父亲》《酒虫》《芋粥》《手帕》等作品。

　　芥川与妻子冢本文26岁时与冢本文结婚，二人婚后育有三子。同年，他的短篇小说《地狱变》在《大阪每日新闻》和《东京日日新闻》连载。第二年，27岁的芥川开始在大阪每日新闻社任职，但并不上班。两年后，与中国有不解之缘的芥川以大阪每日新闻视察员身份来中国旅行，先后游览上海、杭州、苏州、南京、芜湖、汉口、洞庭湖、长沙、郑州、洛阳、北京等地，回国后发表了《上海游记》和《江南游记》等作品。

　　1917—1923年，龙之介所写短篇小说先后六次结集出版，分别以《罗生门》《烟草与魔鬼》《傀儡师》《影灯笼》《夜来花》《春服》六个短篇为书名。

　　生命的最后几年，素来体弱的他被神经衰弱、胃痉挛、肠炎、心悸等多种疾病折磨。1927年7月24日，芥川龙之介服安眠药自杀，享年35岁。

　　芥川之死，令日本举国震惊，各大媒体都以整版篇幅报道他弃世的消息。文坛更是不胜痛惜，认为他的死，标志一个文学时代的结束。

　　他代表了从大正到昭和初年，日本知识分子最优秀的一面。（荒正人《现代日本文学史概论》）

　　这句话盖棺论定，以最高的评价，抒发世人心中最深的惋惜。

　　我有时会想，二十年后，五十年后，甚或一百年后的事。那时节，已不会知道曾经有过我这样一个人。我的作品集，想必积满灰尘，摆在神田一带旧书店的角落里，徒然等着读者的光顾吧？不，说不定某个图书馆，只剩下孤本一册，封面已给虫蛀得残缺不全，字迹也模糊不清。可是……我转念又想，我的集子，难道就不会有人偶然发现，读上某个短篇，或某几行文字吗？

——芥川的随笔《澄江堂杂记》 “后世”一节

　　其实芥川不必有这种“对将来模糊的不安”的担心，因为他生前身后都太受欢迎了。

　　1952年，日本“电影天皇”黑泽明以芥川龙之介小说《罗生门》《竹林中》为蓝本创作出的影片《罗生门》，一举斩获第二十四届奥斯卡金像奖，一洗“东方电影是三流电影”的前耻。芥川龙之介的作品更是进入了风靡欧美，有“书届奥斯卡”之称的《企鹅经典文学丛书》。几十年间，其小说和电影的强劲号召力使得“罗生门”一词除了地名、作品名称，更以一种文化符号的姿态被世人熟知。

　　芥川龙之介在日本乃至世界文学界举足轻重的地位，自不必说。《人间失格》作者太宰治是他的头号迷弟，中学时便醉心于他的作品，芥川的自杀曾对其内心产生强烈的冲击。“芥川奖”设立之初尚无太大影响力时，迷弟太宰治就极其重视这个以偶像名字命名的纯文学奖项，还因在第一届“芥川奖”入围却没获奖而写信“怒喷”否定他的评委——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在中国，鲁迅先生在芥川龙之介生前就翻译了他的《罗生门》《鼻子》，介绍给中国的知识分子，其文学影响力可见一斑。

　　芥川龙之介以短篇小说见长，其作品既有浪漫主义特点，又有现实主义倾向，凄绝中带有嘲讽，严肃中不失幽默。《地狱变》取材于日本古籍《宁治拾遗物语》卷三中的《绘佛师良秀喜欢火烧自家记》和《古今著闻集》卷十一中的《弘高的地狱屏风图》的故事。

　　该作描述了日本战国时期，一位服务于封建公侯的画师良秀为了追求艺术至上的理想境界、把握真实的美，在明知堀川大公因霸占自己女儿不成而恼羞成怒设下陷阱，还不惜残酷地牺牲自己的女儿，完成了一幅妖血斑斑的“地狱屏风图”而后自杀的故事。

　　该作发表之时日本刚刚经历了两大战争——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这两次战争均以日本的胜利而结束。战争的胜利和巨额的战争赔款给日本经济的发展增添了机会。但伴随而来的则是其国内社会和思想上的矛盾日趋深刻和尖锐。

　　芥川龙之介在该作中以极端的手法探讨了艺术和人生之间的关系，以残酷的手法揭露了封建领主骄奢淫逸的罪恶和“人间地狱”中底层人的悲惨命运。

朱娅姣

李长声 书序

　　大正时代是优秀作家辈出的时代，群星璀璨，芥川凝聚了这个时代的自由精神、怀疑主义，感到了“朦胧的不安”。

　　芥川龙之介二十二岁，那是大正三年（1914），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科，在《新思潮》上发表处女作《老年》。大正十五年（1926）十二月二十五日天皇驾崩，改元昭和，半年后，芥川续写完《西方之人》，仰毒自杀。其文学生涯整个与大正时代相始终。历经明治、大正、昭和三朝的文学家佐藤春夫说：芥川比谷崎润一郎或菊池宽更适于代表大正这个时代。

　　小岛政二郎自传性小说《眼中的人》翔实记述了大正文坛，有史料价值；对他来说，芥川龙之介亦兄亦师，初次拜访，正当芥川结婚第二天：“来客接踵，不大工夫书斋就满了。主人跟谁都有话说，无人向隅。时而夹杂机智的议论，听得我不禁为主人的博识咋舌，觉得好像被理论的精辟洗耳。”

　　在小岛眼中，芥川“像女人一样的长睫毛给秀丽的容貌平添了一抹阴翳”。

　　年纪轻轻的，第一个作品写的却是“老年”，令人联想太宰治的处女短篇集，叫作《晚年》。芥川早熟，体弱，对于非现实的怪异感兴趣。《老年》很显得老成，虽然多少也露出幼稚，甚至有一点炫耀与装腔作势，但充足具备了他的文学特色，不过，其中飘溢的江户趣味与陋巷情绪后来的作品里再未出现过。厌恶这种趣味及情绪，乃至否定永井荷风的小说《隅田川》为“庸俗可哂”，莫非因为他就出身于那里——传统的江户，现实的东京？东京叫江户的时候祖上已定居于此，芥川一八九二年生在东京，一九二七年死在东京，一生基本在东京度过，纯粹东京人。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以及三岛由纪夫也都是东京人，他们有相似之处，那就是趣味和感觉遗传了江户文化的洗练，艺术感受性特别敏锐，追求形式，强烈地关心文体与结构，具有唯美的、城市的、理智的倾向，纤细华丽典雅，与出身于地方、抛弃家庭的自然主义作家形成对照。生长在老城陋巷（日本叫下町）的人搞文学，要么现实主义地描写其间的生活、人际关系及其独特的哲学，要么脱离现实，另外虚构一个理想的舞台。评论家吉本隆明言道：“芥川这个作家毕生拘泥于自己是中产下层阶级出身。对于他来说，出身阶级的内幕是最该厌恶的（伴随自我厌恶），便试图凭超群的知性教养否定这一出身而飞扬。”陋巷出身与身处知识人世界的乖离造成芥川人生观的虚无，而江户时代的怪谈趣味在他笔下表现为神秘、怪异、超现实。

　　但芥川没有把短篇小说《老年》收入第一部作品集。继《罗生门》之后，一九一六年发表《鼻子》，表现了不能本然活自己的悲哀，被夏目漱石激赏，芥川这才登上文坛，所以通常将此篇视为他出道之作。漱石在“心情兼有痛苦、快乐、机械性”的状态中写信夸赞芥川：“觉得你的东西非常有意思。沉稳，不戏耍，自然而然的可笑劲儿从容而出，有上品之趣。而且材料显然非常新。文章得要领，尽善尽美。这样令人敬服的东西今后写二三十篇，将成为文坛上无与伦比的作家。然而以《鼻子》的高度恐怕很多人看不到，看到也都置之不理罢，别在乎这种事，大步往前走。不把群集放在眼里是身体的良药。”《罗生门》写的是以恶凌恶才能活下去，这是人世的真相，也是芥川的人生观。“善与恶不是相反的，而是相关的”，“外面只有黑洞洞的夜”，一句景色也道破人生与人心。《罗生门》和《鼻子》这两篇小说基本上确立了芥川的创作方法，也规定了芥川文学的方向。

　　夏目漱石忙于写作，腾出星期四（木曜）待客，称作木曜会，也就是文学沙龙，形成了漱石门下。一九一五年冬，芥川跟着久米正雄钻进漱石山房的门。他回忆：“进夏目先生门下一年左右之间，不单艺术上的训练，而且发动了人生的训练。”芥川终生称漱石为先生，执弟子礼，但若看其小说，他实乃森鸥外的忠实徒弟，那种明晰端丽就是从鸥外的历史小说中学来的，鸥外对芥川文学具有实质性影响。他也称鸥外为先生。

　　发表于一九二七年的《玄鹤山房》充分展示了芥川文学的成熟，笔法质朴，简直不像出自他的手，连痴迷自然主义小说的评论家也予以好评。在为数众多的作品中，有人说《玄鹤山房》第一，正宗白鸟则推举《地狱变》，志贺直哉赞赏《一块地》，久米正雄钟情于《蜃气楼》，而川端康成认为《齿轮》好。各有所好，足以表明题材与手法之多彩。芥川的作品可分为几类，人们最熟悉的是那些取材于历史的小说，如《罗生门》《鼻子》和《芋粥》都以平安时代的风俗为背景。芥川的唯一弟子堀辰雄说：“他终于没有他独有的杰作，他的任何杰作都带有前世纪的影子。”芥川的作品不仅是文学的，而且是才学的。

　　芥川也多从世界文学获取灵感，吸纳手法。大概果戈理的《鼻子》让他悬想别的“鼻子”，借以揭示“旁观者的利己主义”：同情别人的不幸，但看见别人挣脱了不幸，又感到不满意了，甚至有敌意。《芋粥》简直像摹写果戈理的《外套》，漱石批评它过于“细叙絮说”，虽说上帝在细部。《偷盗》与梅里美《卡门》人物类似。《竹林中》主题是对女人的心极度不相信，把作者深度怀疑客观真理的情绪加以文学化，形式上也借鉴了罗伯特·勃朗宁的长诗《指环与书》，由九个人陈述杀人事件，还有法国十三世纪传奇《邦丘伯爵的女儿》：夫妻旅行中遭遇草寇，妻子被凌辱，要杀掉目睹自己耻辱的丈夫。把芥川的作品和原典相比较，可借以了解他如何脱胎换骨，把故事新编，寄托人生感怀，有益于鉴赏与写作。历史小说家从史料文献中渔猎素材是当然的，而芥川涉猎之广，及于不为人知的部分，发现其文学价值，就需要别具艺术素质了。

　　一九二七年，尽失生活欲，仅存“制作欲”的芥川在“人生比地狱还地狱”的处境中仍然旺盛地创作，但一反常态，《大导寺信辅的前半生》《蜃气楼》《齿轮》和《某阿呆的一生》等作品写自身，坦率表露了人之将死的心绪与人生观。《齿轮》被很多评论家视为芥川的最高杰作，写于自杀三个月前，由于服用安眠（一般药店买不到的进口安眠药），幻觉丛生，却不见生的光明。

　　这一年芥川撰写《文艺的，过于文艺的》，跟谷崎润一郎展开论争。他主张，没有像“故事”的故事的小说最接近诗，是最为纯粹的小说。谷崎则认为：“凡在文学中能最多地具有结构美的东西是小说。”其实，芥川并不曾否定结构美，他重视诗魂，有无诗魂、诗魂深浅才是艺术问题。芥川还长于警句格言，思想的闪光，文学的碎金，要约其人生观、艺术观。《侏儒的话》就是一本箴言集，热衷造警句的微博控不妨拿来作范本，例如，“遗传、境遇、偶然，掌控我们命运的毕竟是这三者”。又如《某阿呆的一生》有一句广为人知：“人生还不如一行波德莱尔。”

　　通常芥川是伏案一天，写千八百字，反复推敲，功夫下在文体上。他只创作了十一二年，月月在报刊上发表作品，篇篇各有巧妙不同。二十世纪一〇二〇年代，仿佛在文学方面继承了江户匠人善于做小巧工艺的感觉，产生了很多短篇小说的名手。小说的主要形式是短篇，或许这也是芥川不要等写完长篇《邪宗门》之后再自杀的传媒因素罢。

　　终生不写粗野的文学，洁净是芥川文学的魅力所在。他说过：“我同情艺术上的所有反抗精神，纵然有时是针对我本人。”外国文学的影响，古典的摄取，新文体的成熟，一个时代的文学在芥川手里出色地完成了。留名文学史，现实意义又如何呢？中村真一郎的说法发人深省：芥川创作了谁都不能模拟的优秀散文，然而，他的方法在其后文学历史中什么都不曾产生。他的文学是死胡同。其完成没打开任何新的展望，没蕴藏任何可能性萌芽，这也含有花已全部开尽的意思。

　　大正时代是优秀作家辈出的时代，如武者小路实笃、里见弴、有岛五郎、广津和郎、宇野浩二、葛西善藏、志贺直哉、佐藤春夫、久保田万太郎、菊池宽、久米正雄，群星璀璨。大正时代有所谓大正民主或浪漫之说，也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不消说，各个阶级的所有阶层都参与了这场狂欢。芥川凝聚了这个时代的自由精神、怀疑主义，感到了“朦胧的不安”。果不其然，浪漫到了头，日本走上军国主义的不归路。从小说来说，志贺直哉等二三作家也不无胜过芥川之作，为什么单单芥川始终被另眼看待呢？大概原因之一是他很及时地自杀了。正当历史剧变之际，他的死就具有象征意义。芥川自杀绝不是一时冲动，致友人信中一再说：“这两年来，我一直在考虑死”，“我有死的预感。”而且留下了七封遗书，写道：人生至死是战斗，自杀如同对过去生活的总决算。甚至遗嘱孩子们，倘若人生的战斗打败，那就像你们的老子一样自杀。

　　芥川一九一七年刊行第一个作品集，名为《罗生门》。卷头印着“供在夏目漱石先生灵前”，还有中学恩师题写的“君看双眼色，不语似无愁”，这是江户时代临济宗白隐禅师的诗句。作品本来是作家给自己做的假面。芥川机智、讽刺、谐虐，从“似无愁”到“朦胧的不安”，笑的假面之下有一张阴翳而忧郁的真面目。芥川尊敬的作家佐藤春夫说：“人们大都被他的飒爽风貌和绚烂才华所眩惑，没发现深处秘藏的东西。他的真面目是深深悲哀的人，这种人品构成他文学的根柢。把那悲哀巧妙地包装或变形而诉诸笔端的努力不就是芥川文学吗？”当代评论家江藤淳也说：“重读芥川作品所痛感的是隐藏在高雅文章背后的黑暗空洞之重。”他太是审美家了，始终不失对古典主义的憧憬，但彻底是近代人，而且是记者，既不能隐遁，也不能沉默。凭时代的敏锐感觉和博学发觉随后将兴起的东西是和他完全绝缘的新文化，朦胧的不安是思想的，更是文学的。对于芥川之死，时人或认为是社会问题，或看作他“最后的力作”。室生犀星说：“这个作家仿佛是从书籍中变出来的，在世上只活了三十几年，谈笑一通，又隐身于书籍之间，不再出来。”

　　芥川觉得，“周围是丑陋的，自己也丑陋，而且看着这些活是痛苦的”。末了想到了中国的作家，似乎他们向来只看见周围的丑陋，就活得很快乐，尽情活下去，小苦也带着微甜。

李长声

郭勇 书序

　　芥川龙之介于1892年生于东京市京桥区入船町。在芥川龙之介出生的当时，入船町一带是外国人集中居住的地方。在这条街上居住的日本人，加上芥川龙之介一家，总共只有三户人家。那是一个充满异国情调的地方。芥川龙之介只在这里生活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但在后来的岁月里，芥川龙之介对自己的出生地念念不忘，充满了怀念之情。在芥川龙之介的文学作品中，贯穿了一种浓厚的对于异国情调的憧憬，这大概与他对出生地的眷念有很大的关系。

　　芥川龙之介的生父名叫新原敏三，在外国人聚集的入船町一带经营乳业，并在郊外的新宿拥有牧场。芥川龙之介出生的那年，父亲43岁，母亲33岁，同为所谓的“大厄”（大灾）之年。按照当时的风俗，在父母大灾之年出生的孩子，形式上是要将其丢弃的。将他“捡回来”的“父亲”则是生父的朋友松村浅二郎。也就是说，芥川龙之介在刚出生的时候就成了“弃儿”。这件无足轻重的小事，似乎预示着芥川龙之介多舛的命运。就在芥川龙之介七个多月大的时候，他的母亲突然发狂。这件事对芥川龙之介的人生及文学思想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冲击。自己是狂人的孩子，这阴晦而近乎强迫的观念长久地压抑着芥川龙之介，他终生都未能摆脱这一巨大的压迫感。

　　因为母亲突然犯病，芥川龙之介很快就被过继给了舅父芥川道章，成了芥川家的养子。芥川龙之介（后文统称为“芥川”）跟随着养父母生活在本所区的小泉町，一直到1910年芥川十八岁为止。该地位于两国车站附近，紧靠隅田川，是个有着浓厚江户遗风的地方。不用说，该地的风物对青少年时期的芥川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芥川作品中独有的江户情趣，与他这一段生活经历是分不开的。芥川家世代皆为武士，深受武家文化的熏陶。芥川的养父母及常年照顾他的姨母都喜欢文学、美术及歌舞伎等。受家庭氛围影响，少年时代的芥川酷爱读书看戏，喜欢听养父母讲古代的怪谈和佛教中因果报应的故事。这些早年的教养潜移默化，极大地丰富了芥川文学的趣味。

　　1910年9月，芥川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读高中，同级生中有后来在文坛上享有盛名的久米正雄、菊池宽、松冈让、井川恭、成濑正一等人，他们对芥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的旧制高中，聚集了来自各地的精英，是一个锻炼人品和学问的好地方。东京“一高”素有学风自由、思想自由的传统。从小就爱读书的芥川在这里大开眼界，如饥似渴地学习。按照他在自传体作品《大导寺信辅的半身》和《一个傻子的一生》中所罗列的，在高中期间，芥川读了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莎士比亚、歌德、司汤达、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莫泊桑、波德莱尔、易卜生、萧伯纳、魏尔伦、龚古尔兄弟、惠特曼、福楼拜等人的作品。他尤其偏爱西方世纪末的文学。所谓的世纪末流派是十九世纪末期以法国为开端，在欧洲诸国形成的一股充满颓废、享乐、唯美的怀疑主义的文学思潮。芥川之所以对这一流派的文学情有独钟，不仅是因为他的青春期与明治末年相重叠，使他产生了一种淡淡的末日惶恐，更为重要的是，西方世纪末文学中所独有的怀疑主义精神与芥川与生俱来的怀疑主义的精神气质极大地吻合。这一时期经由西方世纪末文学所强化的怀疑主义精神，成为芥川文学思想的灵魂，历来为论者所瞩目。同样，在芥川文学的深处流淌着一股清新而甘冽的知性清流，这既与他在教养主义盛行时代的广泛的读书体验有关，也有其个人禀赋的因素影响。

　　1913年9月，芥川从东京“一高”毕业，进入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科学习。其时，日本的耽美主义文学达到鼎盛时期，耽美派文学以杂志《昴星》为阵地，其代表者有北原白秋、高村光太郎、吉井勇等人。芥川对这一派的文学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受到了其影响。

　　1914年2月，第三次《新思潮》创刊。芥川作为同人参加，其他的成员主要是他高中时代的朋友，如久米正雄、菊池宽等人。第三次《新思潮》前后一共只出了八期。芥川先后在上面发表了几篇译作及处女作《老年》，但都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不过，这段经历对芥川来说十分宝贵，不仅成为其走上专业作家之路的契机，也磨炼了他的写作能力。

　　就在芥川参加《新思潮》的同一时期，发生了一件对他影响较大的事情。那时的芥川爱上了一位名叫吉田弥生的女孩。两人几乎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但遭到了芥川家族的反对，最后不了了之。初恋的失败，让芥川切身感受到自己作为一个养子的不自由，也感受到了人性中根深蒂固的自私自利的秉性。不久之后，芥川于1915年11月在《帝国文学》上发表了他的成名作《罗生门》，其主题成了芥川文学的起点。

　　1915年12月初，在朋友的介绍下，芥川得以结识文坛巨匠夏目漱石，并成为漱石的弟子。夏目漱石对他的评价很高，这对初出茅庐的芥川来说是一件极为荣耀的事情。他不但处处受到漱石巨大的人格魅力的感染，也实实在在地得到了漱石的帮助。

　　1916年2月15日，第四次《新思潮》复刊，同人有久米正雄、菊池宽、芥川等五人。第四次《新思潮》一直延续到1917年3月，一共发行了十一期。这些人后来都成了文坛大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所以，第四次《新思潮》成了“新思潮派”的代名词。其中，成就最大的当属芥川。芥川的名作《鼻子》就发表在第四次《新思潮》的创刊号上。夏目漱石高度称赞了《鼻子》，鼓励芥川继续创作更多的优秀作品。《鼻子》的成功，为芥川在文坛的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鼻子》幽默的外表之下，浸透了芥川对于人性深刻的绝望，其怀疑主义的精神气质和厌世的情绪呼之欲出。

　　1916年7月，芥川从东京帝国大学的英文科毕业。大学毕业后不久他就收到了《新小说》9月特别号的约稿。《新小说》不同于同人杂志，是当时作家登龙门的权威刊物。能在《新小说》上发表作品固然是件光荣的事情，但同时也意味着要接受更多读者的检验，可以说成败就在此一举。芥川在这一期《新小说》上推出的是《山药粥》。夏目漱石从杂志上读到这篇小说后，第一时间给芥川写信，高度赞扬了这篇作品。《山药粥》一炮走红，备受各方好评。于是，著名的文艺杂志如《中央公论》《文章世界》和《新潮》等都纷纷向芥川约稿。因为《山药粥》的成功，芥川迅速获得了其作为流行作家的地位。

　　1916年年末，在“一高”时期的恩师的帮助下，芥川在位于横须贺的海军机关学校谋得英语教职。同年的11月下旬，为了方便上班，芥川搬家至镰仓，开始了新的生活。在镰仓迎来1917年新年的芥川踌躇满志，接连在《中央公论》《黑潮》《大阪朝日新闻》《新潮》等杂志上发表作品，名气如日中天。在这一年的5月，芥川的第一部作品集《罗生门》出版，紧接着在同年11月，第二部作品集《烟草与魔鬼》出版。在一年之内连续出版两部作品集，充分显示了芥川作为一位新晋作家的巨大存在感。

　　对于芥川来说，在镰仓生活的日子是他一生中最为平稳、创作力最旺盛的时期。1919年1月，芥川又抛出了他的第三部作品集《傀儡师》，收录了1917年10月以后的作品，其中包括了《奉教人之死》《戏作三昧》《地狱变》这些所谓的“切支丹物语”“江户物语”和“王朝物语”的代表作，创作全面开花。第三部作品集的问世，使得芥川在文坛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这一时期的作品，不仅题材多样，而且创作手法娴熟，日臻精湛，得到了世人如潮的赞誉。

　　1919年3月，芥川辞去海军机关学校的教职，同时进入大阪每日新闻社，成为了一名专职作家。

　　学界一般将芥川的创作生涯分为三个时期：从《鼻子》的问世到成为专职作家为前期，从1918年到1924年的六年为中期，之后直到他去世为止为后期。与前期光彩耀人的光景相比，中期的芥川则显得沉闷了许多。1919年，芥川相继发表了《路上》《妖婆》等作品，但都是失败之作。1919年是他整个创作生涯中最乏味的一年。1920年，芥川推出第四部作品集《影灯笼》。同年1月，他先后发表了《灵鼠神偷次郎吉》和《舞会》两部作品，算是找回了一些信心。在这一年里，芥川还创作了《素盏明尊》《南京的基督》《杜子春》等作品。情况虽然比上一年有所好转，但已难再现昨日盛况。1921年3月，芥川集结出版了第五部作品集《夜来花》，收录了1920年发表的作品及1921年发表的《秋山图》和《山鹬》等，共计15篇。

　　就在《夜来花》出版后的这年3月，芥川作为大阪每日新闻社的海外视察员来到了中国。芥川于3月30日到达上海。但是，他在上海患上了干性肋膜炎，在医院住了三周多，直到4月23日才出院。此次中国之行，芥川先游历了江南一带，然后乘船溯江而上，先后到了庐山、武汉、长沙等地，还北上去了北京，最后从朝鲜回国，前后历时四个月左右。尽管大阪每日新闻社对芥川的中国之行抱了极大的希望，指望他能及时发回旅途中的见闻，但是由于健康等原因，这一计划未能如期实现，一直到1925年11月他才出版了《中国游记》，草草收场。

　　从中国回去后，芥川的身体每况愈下，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和失眠症。芥川拖着病体，忙于撰写因为中国之行而耽误的杂志社的约稿。1922年，芥川分别在几本著名杂志社的新年号上发表了《竹林中》《俊宽》《将军》《众神的微笑》等作品，依旧显示了他作为著名作家的市场价值。但是，在进入1922年之后，芥川的身体状况更差了，作品的质量也出现了下滑的势头。1923年，各大文艺杂志的新年号上已不见芥川的身影，对芥川来说，这是自1917年以来不曾有过的事情。

　　进入二十世纪20年代以后，日本社会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在芥川从镰仓搬回东京的第二年（192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全球性经济大萧条席卷了日本，失业人数不断增加。与此同时，农民运动和劳工运动日渐盛行。1920年5月，日本社会主义同盟成立。这样的时代动向自然也深刻地影响到了文坛的走向。1921年10月，杂志《播种的人》的创刊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学开始在日本盛行。1922年7月，日本共产党成立。左翼作家和批评家们将多数既成作家斥为资产阶级作家，否定并攻击这些文学的价值。尽管芥川在1922年1月发表了小说《将军》，表达了自己的反战态度，但还是遭到了来自“普罗”文学派的猛烈攻击。芥川一向标榜艺术至上主义，但面对呈燎原之势的“普罗”文学和紧迫的社会局势，他也不得不开始关注现实社会问题。

　　1923年5月，芥川出版了第六部作品集《春服》。该作品集收录了第五部作品集中未收录的15篇小说，其中绝大多数都属于由“王朝物语”“切支丹物语”以及“开化物语”组成的所谓的“历史物语”。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春服》之后芥川再也没有创作过曾为他带来巨大声誉的历史小说。他对于甚嚣尘上的无产阶级文学不可能无动于衷。迫于时代要求，芥川积极地寻找新的创作方向。同年5月，芥川创作了“保吉物语”系列的首篇作品《保吉的手记》。同年6月，日本共产党受到大检举，同年9月发生了关东大地震。地震之后，芥川继续撰写“保吉物语”的续篇，题材来自当年在海军机关学校的生活，希望开拓出新的领域来。但遗憾的是，世间对“保吉物语”系列的评价并不高。1924年7月，芥川推出了第七部作品集《黄雀风》，收录了《春服》之后的十六篇作品。该作品集中的佳作只有《一块地》和《丝女纪事》两篇，作品总体质量明显下降，难掩其创作的颓势。与之相应的是，社会上也开始出现批判的声音，认为他的小说艺术已走到了尽头。在他的朋友中，比他稍晚登上文坛的菊池宽和久米正雄等人已经成功转型为通俗作家。但是，芥川做不到，因为这不符合他的禀赋和艺术追求。艺术创作的受挫，对他来说就意味着死亡。

　　1925年正月，芥川在《中央公论》上发表了《大道寺信辅的半生》。这是他第一部正视自我、带有自传色彩的作品。芥川想通过这种写作方式来为自己打开新的局面。这篇作品成为划分芥川文学中期和后期的一道分水岭。这一年，芥川的健康状况并没有好转，但他还是发表了《海边》《泥提》和《死后》等作品，但都不是上乘之作。1926年1月，芥川相继在《中央公论》和《新潮》上发表了《湖南的扇子》《年终一日》。那之后，芥川几乎就停止了创作，在家人的陪同下去汤河源疗养。这一年，他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除了肠胃病、痔疮之外，神经衰弱症也加剧了。就在这种痛苦的状态下，芥川创作了《点鬼簿》，发表在该年10月的《改造》上。这篇小说充满了鬼气，暗示了其直面死亡时的复杂心态。进入12月之后，芥川开始执笔《玄鹤山房》，连载于次年一、二月的《中央公论》上，这是他最后的力作。

　　进入1927年之后，令芥川烦心的事更多了。芥川的姐夫西川丰涉为骗取巨额保险金而烧毁了自家的房子，并留下大量借款卧轨自杀。从这一年的新年开始，芥川就一直在为此事奔走，不但要照顾姐姐一家的生活，还要替姐夫还债。芥川完全被生活击倒，神经衰弱症极度恶化。这一年的5月，友人宇野浩二突然发狂，对孩提时代经历了母亲发狂并一直担心自己也会遗传这种精神疾病的芥川来说，这个打击实在太大，成了他自杀的诱因。据芥川的好友小穴隆一在《两幅画》一文中透露，这年夏天，芥川就写了遗书，托付了身后之事。总之，从种种迹象来推断，芥川在写《点鬼薄》时就已经在认真思考自杀一事了。当然，除了健康原因之外，创作力的下滑也同样是让他走上不归之路的一个重要原因。晚年的芥川对基督教非常关心，在自杀之前相继写下了堪称绝笔的《西方的人》和《续西方的人》，但是宗教的力量也没能拯救他的生命。1927年7月24日凌晨一点左右，芥川吞下过量的安眠药，在床上读了一阵《圣经》后离世。

郭勇

艾莲 书序

　　在日本文坛上，芥川龙之介（1892—1927），素有“鬼才”之称。还在东京大学英文系求学时，便写出名篇《罗生门》（1915）；一年后，又以《鼻子》和《山药粥》等短篇崭露头角。尤其《鼻子》一篇，深得大作家夏目漱石的赞赏：“那样的作品再写上二三十篇，当会成为文坛上无与伦比的作家。”芥川果然不负所望，成就一代短篇名家。已经写出《狂人日记》、《孔乙己》、《故乡》等名篇的鲁迅先生，慧眼识英才，于一九二三年，芥川还在世时，便译介了《罗生门》与《鼻子》。所以，在日本现代作家中，芥川龙之介算是介绍得较早的一位。近些年，又有他几部中文译本问世，说明芥川小说的魅力犹存，八十余年来，始终受到我国读者的喜爱。

　　看日本的小说，常常让我惊讶：讶异于他们对人，对人性，怎么会有如许深的认识和了解！在细小琐碎平平常常的事物中，竟能将人性的某些方面，挖掘剖露得那样尖锐而透彻！这种感触，在读芥川的小说时，是越发强烈了。本集的开篇《罗生门》，便揭露了人在弱肉强食的社会中，为了一己的生存，不管他人的死活，点出人性中恶的一面。小小说《蜘蛛之丝》，可说是芥川精品之作，进一步揭示出，人的利己本性足以导致自身的毁灭。而《袈裟与盛远》，《竹林中》，以及《报恩记》等，皆直指人性的弱点。不论多么高尚的行为，堂皇的外表，依然掩盖着自私与虚伪。其中，就寓意的深刻，手法的别致，技巧的完善而言，《竹林中》最为人称道，堪称杰作。小说以七段口供连缀而成，但是每个人的说法不一，案情扑朔迷离。七段口供中，以三个当事人的口供最为关键。三人中必有人将真相隐去，把良心里不可告人之处瞒住。作者意在说明：人总要用谎言来文过饰非，事实真相常被歪曲，客观真理难以认识。二战后，日本著名导演黑泽明，将《罗生门》与《竹林中》合而为一，改编成电影《罗生门》，在国际上连连获得大奖，使日本电影走向世界。

　　芥川在探讨人生，考察人性的过程中，不能不看到人世间的丑恶，使他深感失望。这种失望感，反映在《鼻子》、《山药粥》等作品里。为长鼻子苦恼不已的老僧，因鼻子缩短复又陷入新的苦闷；穷武士有了机会实现自己的夙愿——痛喝一顿“山药粥”时，反而倒了胃口，小说喻以理想永远存在于追求之中，一经实现，随即幻灭。《鼻子》同时还揭示了“旁观者的利己主义”，幸灾乐祸的自私心理，以及人对生存的不安与苦恼。这种对人性的探索与揭露，难免使芥川陷于怀疑和悲观失望。所以，鲁迅说，芥川的小说，“所用的主题最多的是希望之后的不安，或者不安时之心情。”这种矛盾惶遽状态，也是作者本人心情的写照，反映出知识分子对现实社会的一种幻灭感。

　　上面提到的一些作品，都是历史题材。芥川自己曾说，他的小说素材，“大抵得之于旧书”。由于他熟悉典籍，善于从历史故事或神话传说中摄取题材，从中发掘出古今人类共同的人性，一脉相通的心理。所以，芥川的历史小说，“不以再现历史为目的”，而是给予现代的解释，借助历史的舞台，演出当今的悲剧，对作者本人也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至于他的现代题材小说，如本集所收的《魔术》。《舞会》、《阿富的贞操》，以及《小白》等，也都脍炙人口，精彩纷呈。

　　大凡一个有成就的艺术家，在创作上，都不会无视技巧的锤炼。芥川当然也不例外，他倾毕生的精力去追求艺术上的理想境界。尝言，为了写出“非凡的作品，有时难免要把灵魂出卖给魔鬼。”芥川的代表作之一《地狱变》，集中反映了他的这种创作态度。但在艺术与道德的冲突中，画师良秀虽然能超越世俗，摈弃一切利害打算，为了艺术的完美，不惜牺牲爱女的生命，可是，艺术毕竟抵不过道德，最后还是自缢身亡了。在艺术与强权的对立中，艺术家注定是要失败的。《戏作三昧》和《沼泽地》，也表现了艺术创作的甘苦，可以看做芥川本人心境的流露。

　　芥川龙之介的一生，恰像《地狱变》里的良秀一样，也是悲剧的结局。说是一生，实在也只三十五年，创作生涯不过十二三年，却写出了一百四十多篇短篇小说，以及为数颇多的小品、随笔、评论、诗歌等。仅就小说而言，不论是历史题材，还是现代题材，芥川从创作伊始，直到死后发表的遗稿，始终都在探讨人性问题。他探讨人生，挖掘人性，结果总是看到现实的丑恶，觉得“人生比地狱还地狱”，深为痛苦，极感矛盾。终于在对未来的“恍惚不安”中，于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四日，正当人生之半，大有作为的年纪，服安眠药自杀身亡。他的死，令日本举国震惊，文坛上更是不胜惋惜。这不仅因为芥川龙之介写出了可以奉为经典的短篇小说，丰富了日本的现代文学，更由于他代表了“从大正到昭和初年，日本知识分子最优秀的一面”。的确，像《蜘蛛之丝》、《竹林中》、《魔术》、〈小白〉等作品，写得珠圆玉润，精巧别致，显示出一种东方的特色，东方的智慧，可谓独出冠时，令人叹服。即便让这位“鬼才”作家忝列世界短篇名家末座，也是毫不逊色的。

　　限于篇幅，本集只选收了芥川的二十篇小说，难免有遗珠之恨。不过，这二十篇作品，足以尽显芥川风采。芥川之于日本文坛，可谓“生有闻于当时，死有传于后世”。相信他的优秀短篇，也必会在我国读书界找到众多识者和知音。

艾莲

一九九八年二月十七日

王荣波 书序

　　1927年7月24日，日本大正时代的文坛“鬼才”芥川龙之介在家中吞服安眠药自杀身亡。

　　芥川龙之介1892年生于东京。在他出生后不到一年，母亲猝然发狂，此后再也没有恢复正常。舅舅收养了龙之介。他天资聪颖，酷爱读书，中学时就阅读了许多世界名著，为日后的写作打下了良好基础。但是，由于精神病方面的遗传和过于早熟，他很早就产生了悲观厌世的倾向，这成了他日后自杀的原因之一。

　　1913年，芥川龙之介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学习英国文学，并开始了小说创作。其作品取材新颖，语言简洁，文笔冷峻，具有高度的艺术性。1915年，短篇小说《罗生门》发表，但并未引起文坛的注意。次年，短篇小说《鼻子》发表，得到大作家夏目漱石的赞赏。随后，芥川龙之介逐渐在文坛上占据了新锐作家的地位。

　　从1916年到1920年，他写的都是历史题材的小说。1918年，小说《地狱变》发表，这篇作品迥异于之前的大部分作品，色彩浓烈，风格阴冷，感情强烈且直露，以极端残酷的方式反映了统治者对底层人民的摧残。

　　从1920年到1924年，芥川龙之介的作品更加关注现实，尤其侧重反映劳苦民众的生活。1922年，《竹林中》发表，整个作品弥漫着压抑、彷徨的气氛，这一方面是如实反映了社会现实的氛围，另一方面则与当时作者自身的迷茫情绪有关。当时，芥川龙之介的生活非常困顿，还染上了胃肠病、痔疮等疾病，神经变得越来越脆弱，经常失眠，甚至出现幻觉。由于病情越来越重，他的心态也越来越坏。

　　从1925年到1927年，他创作的作品大都充满着死亡的气息。芥川龙之介之所以被称为“鬼才”，除了他才华横溢外，还与这种鬼气弥漫的文风有关。

　　1927年，35岁的芥川龙之介自杀身亡。在此之前，他曾经给一位朋友写了一封信，提起了他自杀的原因：“我对我的未来感到茫然……我首先想到的是怎么死最合适，最后我决定服毒自杀……”有人认为，芥川龙之介自杀的最大原因，是他在汹涌而来的时代潮流面前感到恐惧，无所适从。日本的大正时代，民主气息在这个闭塞的岛国迅速高涨，而芥川龙之介与当时的一些文人似乎被抛在了时代潮流之外，他们被称为“资产阶级作家”，这令他敏感地想到未来将属于社会主义，因此陷入绝望。可以说，芥川龙之介是时代的牺牲品。他不堪忍受现实的丑恶，却又无力反抗，也不相信斗争能够改变命运，只能从精神上寻找空洞的依靠。对于社会和人生，他半是肯定半是否定，找不到真正的精神归宿，只是苟延残喘而已。他在随想集《侏儒的话》中写道：“最好的处世方法，是既蔑视社会又过着与社会相适应的生活。”可是，他最终还是“不堪忍受旧道德的重荷，在新时代的黎明中倒下了”。随着他的自杀，大正文学也走到了尽头。

　　芥川龙之介在短暂的一生中，创作了超过150个短篇小说。总体风格是短小精悍，视角独特，情节新奇，文笔冷峻，其中不少篇章幽暗、阴冷，甚至诡异。我们这本书，选录其作品的标准，力求全面囊括他的各种风格，将代表性与全面性结合，使读者的阅读感受尽量丰富多彩。

梁琼月 书序

　　芥川龙之介（1892年3月1日—1927年7月24日），日本著名小说家，号澄江堂主人，俳句雅号我鬼。与森欧外、夏目漱石被并称为20世纪前半叶日本文坛上的三巨匠，亦是新思潮派代表性作家。出生于日本东京市京桥区（现中央区明石町），父亲新原敏三从事牛奶生产销售行业，有两个姐姐，长姐在龙之介出生前一年病死，享年6岁。其母在生下龙之介7个月后精神失常，因而他被送往母家芥川家，交由其舅母抚养。在11岁时母亲亡故，第二年被其舅父芥川道章收养，改姓为芥川。芥川家历史悠久，在江户时代是代代侍奉德川将军家饮茶的士族。家中有茶室，族人好艺术、表演，家中文化气息浓郁。

　　传说芥川的名字是缘于他在龙年、龙月、龙日、龙时出生，可惜现今留存的资料上并没有标明他的出生时间。虽然在户籍上登记的名字是“龙之介”，但他在芥川家、府立三中、一高、东京大学等相关名册上记载的名字却是“龙之助”。龙之介本人并不喜欢“龙之助”这个称谓。

　　1898年，芥川进入江东寻常小学开始了求学生涯。从府立第三中学毕业时获得“多年成绩优秀学生”的称号，升入第一高等学校。同期入学的还有久米正雄、松冈让、佐野文夫、菊池宽、井川恭（后改名为恒藤恭）、土屋文明、涉泽秀雄。并于1913年升入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系。

　　1914年2月与一高时的同学菊池宽、久米正雄等人共同创办《新思潮》。并且以“柳川隆之助”（部分书籍上标注的是隆之介）的笔名发表了阿纳托尔·法郎士的《巴尔萨泽（Balthazar）》、威廉·勃特勒·叶芝的《春之心脏（The Heart of the Spring）》的译作，直到10月废刊为止在《新思潮》上连载自己的首部小说《老年》，由此展开了自己的作家生涯。

　　1915年10月他以“芥川龙之介”的名义在《帝国文学》上发表了其代表作之一的《罗生门》，经同窗松冈让的介绍拜入夏目漱石的门下。

　　1916年《新思潮》第四次复刊，在其创刊号上登载的《鼻子》受到夏目漱石的赞誉。同年，龙之介以英文系第二的成绩毕业，毕业论文为《研究威廉·莫里斯》。同年12月经畔柳芥舟、市河三喜等人的推荐，芥川担任了海军机关学校的教官，负责英语教学。与此同时，他努力投身于文学创作中，于次年5月发行了首部短篇小说集《罗生门》，并于12月发行了个人第二本短篇集《烟草与恶魔》。

　　1917年3月辞去在海军机关学校的工作，转而供职于大阪《每日新闻》，专心创作。

　　1919年3月12日与友人山本喜誉司姐姐的女儿塚本文结婚。

　　1921年作为海外视察员到访中国，在北京时曾与胡适会面，于7月回国。在这场旅行结束之后，芥川的身体每况愈下，患上神经衰弱、肠黏膜炎、失眠等疾病。并于1923年赴汤河原町进行温泉疗养。也是从那个时候起，他的作品数骤减，并且作品风格逐渐偏向于私小说。最终在晚年写成了《齿轮》《河童》等作品。

　　芥川与妻子育有三个儿子，长子芥川比吕志、二儿子芥川多加志、小儿子芥川也寸志。其作品《孩子的病》讲述了多加志小时候生病时发生的一些事情。比吕志最终成了演员；多加志是他三个儿子中最有志向从事文学创作工作的，但于1945年死于缅甸战场；也寸志则最终成了作曲家。

　　1927年对于芥川来说是个多事之秋，1月先是姐夫因涉嫌纵火烧毁房屋以骗取保险金而卧轨自杀，芥川不得不照顾其遗孤；再是4月在《文学的，过于文学的》专栏上与谷崎润一郎展开激烈争论，谷崎主张“故事的趣味性”，而他则主张“故事的趣味性并不能决定小说的质量”，在这场争论中芥川尤为称赞被称为“写故事却又没写像样的故事”的作家志贺直哉。同时，芥川与其秘书平松麻素子在帝国宾馆殉情未遂。并于7月24日完成《续西方的人》之后，服用从齐藤茂吉处获得的安眠药自杀。谥号懿文院龙之介日崇居士，葬于东京都丰岛区巣鸭的慈眼寺。

　　芥川的自杀引起了整个社会的轰动。在死后他的影响力也丝毫没有减弱。

　　1935年芥川龙之介自杀去世8年后，他的好友文艺春秋社长菊池宽设立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文学新人奖“芥川赏”，现已成为日本最重要文学奖之一，与“直木赏”齐名。

　　1950年日本著名导演黑泽明，将其作品《竹林中》与《罗生门》合二为一，改编为黑白电影《罗生门》，斩获日本首座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从此日本电影正式走入世界舞台。

　　芥川的作品以短篇小说为主，在12年的创作生涯中，共写了148篇小说，55篇小品文，66篇随笔，以及大量的评论、游记、札记、诗歌等，在其初期还翻译过一些西方文学。曾尝试写作长篇小说《邪宗门》《路上》，却始终未完成。他认为生活和艺术是完全相反的，在创作时秉持着把生活与艺术分开看待的理念。因此他在描写以及表述上相较其他作家更为鲜活。晚年时，志贺直哉那种写故事却又主要是描述心境的小说，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以至于他完全否认了自己以往所创作的具有故事性的作品。自杀半年前发表的《海市蜃楼》就被指是受到志贺直哉《焚火》的影响。

　　其作品风格在前后期有巨大变化。初期多以历史背景及宗教背景的作品知名，以描写人类内心阴暗面、利己的一面为主。例如《罗生门》和《鼻子》均是根据《今昔物语》中的故事改编；《孤独地狱》《烟草和魔鬼》等则是取材于佛教相关以及近世天主教传入日本背景下的故事。中期则是秉持艺术性至上的理念，撰写了《地狱变》等文，并且挑战长篇《邪宗门》。晚年则多见与生死相关的作品，这可能与他个人在晚年的心境有关。《一块地》等作品，和初期相比已经算是以现代为背景的作品了，却在文坛上得势的无产阶级风潮下批判为资本主义作家，也是从那个时候起，他着手创作起了自白式的自传，比如《大道寺信辅的半生》《点鬼簿》。其晚年的代表作《河童》中通过描写虚构的河童世界来痛批人类社会，向当时的人们提出质问。《齿轮》则被人们认为是他晚年生活的真实写照，并让人怀疑他是否在那个时期就已经患有偏头痛。在他留给妻子及友人的遗书中记载了自己的自杀动机“对未来只有隐约的不安”，这样的病态心理在他晚年的作品中均有表现。

　　日本文学评论家吉田精一在评论时说：“他的文学可以看作是大正时期小市民知识阶层的良心、感觉、神经、趣味等经提纯而获得的结晶。他的创作是他学识与才华的化身。评论家中村真一郎指出说：“芥川作品的一大魅力在于对人复杂的情感思想的描写。”并盛誉他的文学作品“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开拓了一个不曾有过的领域”。芥川的作品即使是放到今天来看，也仍旧是能引发人们对社会、对人性的反思。

邱雅芬 书序

　　芥川龙之介（1892—1927）是日本大正文坛的领军人物，在激烈的时代转型期，他倾力建构包含东西文化精粹、融合传统与现代要素的文学殿堂。在其活跃于文坛的短短11年间，创作了小说、评论、随笔、游记等诸多文体的作品总计二百余篇，被公认为日本空前的短篇作家。迄今为止，已有数十个国家出版了芥川文学，芥川文学被译成中文、英语、韩语、俄罗斯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越南语等，可谓声名远播。

　　芥川的父亲新原敏三经营牛奶业。芥川出生7个月后，因母亲精神失常，被送往舅舅芥川道章家抚养。11岁时母亲去世，舅舅膝下无子，遂正式成为其养子，改姓芥川。芥川家是世家，祖上世代担任江户城的司茶者，家中文学、艺术氛围浓郁，养父芥川道章擅长南画、俳句。或许由于家庭环境的熏习，外加天资聪颖，他从小就喜欢阅读日本江户文学以及《西游记》《水浒传》等中国文学。芥川于1913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系，1915年发表《罗生门》，并成为日本文豪夏目漱石的门生。翌年发表《鼻子》，受到夏目漱石的高度评价，由此闪耀登上日本文坛，同年以优异成绩大学毕业。1919年辞去教职，成为专业作家，并与塚本文（1900—1968）结婚，先后生下三个儿子。

　　1921年3月至7月芥川以大阪每日新闻社海外视察员身份访问中国，在中国逗留了120余日，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中国之行，也是他人生中唯一的一次海外之行。在中国旅行期间，芥川亲历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狂暴。35岁那年他选择自杀离去，当时　日本刚刚经历了大正、昭和的改元和昭和金融危机。芥川之死震撼了整个日本社会，一代“鬼才”、不食人间烟火的书斋才子等成为他挥之不去的标签，其文学评价因其自杀而跌入低谷。1951年黑泽明导演的《罗生门》在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获得金奖，该影片以芥川的代表作《罗生门》命名，但实际上是由其另一部作品《竹林中》改编而成，这是日本电影走向世界的契机，也是芥川文学走向世界的契机之一，芥川文学在日本国内也开始获得重新评价。

　　芥川生前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古诗文拥有较高的鉴赏力，他本人还创作了大量用汉语写就的“汉诗”。在日本大正时代的作家中，芥川是数一数二的汉诗人。芥川在1912年12月30日作汉诗：“檐户萧萧修竹遮，寒梅斜隔碧窗纱。幽兴一夜书帷下，静读陶诗落烛花。”当时他还是一名高中生，但已能用汉诗体裁恰到好处地表达自己静候新年到来时的愉悦心境，从诗中还可了解他对陶渊明诗歌的喜爱之情。他在1913年12月9日又作汉诗：“寒更无客一灯明，石鼎火红茶霭轻。月到纸窗梅影上，陶诗读罢道心清。”这与上一首诗作的意境相仿，可见这位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系才子的文化情趣及汉学修养，当然他的这种文化倾向与夏目漱石也有一脉相承之处，显示了文化转型期日本知识分子诸多特质。

　　《一篇恋爱小说》是出版社的命题，在选材过程中，我渐渐感到这个选题显示了独到的眼光。芥川创作了大量有关男男女女的作品，他与吉田弥生的初恋遭到了家人的坚决反对，青年时代的失恋之苦是其早期创作的原动力之一。他的另一些情感纠葛在其私人信函及《某阿呆的一生》等作品中有所反映。

　　作为日本空前的短篇小说作家，本书收录的芥川作品也多以短篇为主，仅《偷盗》一篇是中篇小说。为展示作家恋爱观、婚姻观、女性观的发展脉络，本书力图以时间脉络编排，但考虑到芥川爱情小说所具有的深刻的理性倾向，遂将其中国题材作品《奇遇》《尾声之信》放于卷首，一来可以让读者领略芥川所具有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及其传统文人情怀，还可以了解芥川到中国旅行前的兴奋与期待。《奇遇》中的浪漫幻想给本书带来了一抹亮光，但其一波三折的推进方式也保留了作家一贯的理性认知视角，这也是芥川爱情观的基调。但是，我们也不能由此否认芥川温情的一面，散文诗般凄美的《尾声之信》富含了作家太多的情感，实际上也是一个文化故事。《偷盗》中的兄弟情谊以及作家对白痴女阿浓的怜爱也值得关注。

　　在传统向现代的转折时期，“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的婚恋观变得稀有，这在将近一百年前芥川生活的时代已经初露端倪。芥川爱情题材作品的切入视角丰富多彩，有《奇遇》般的浪漫幻想，有早期电影时代的新世相，有充满毁灭性悲剧的不伦。从某种意义上讲，无论传统题材作品《偷盗》《好色》《六宫公主》，还是现代题材作品《葱》《秋》等都较好地呈现了作家的新旧女性观，至今仍然值得我们思考。本书收录的两篇开化时代作品，即以明治初年日本激进的西化时代为背景的《开化的杀人》《开化的丈夫》，一定程度地揭示了“现代性”对传统婚恋的冲击，其悲剧性不言而喻。芥川知道现代婚恋中已经掺杂了太多的杂质，那么他写作《来自第四丈夫的信》《一篇恋爱小说——或“恋爱至上”》等反思现代婚恋形态的作品是颇富于睿智的。

　　由于篇幅所限，本书收录了《奇遇》《尾生之信》《单相思》《袈裟与盛远》《开化的杀人》《开化的丈夫》《葱》《舞会》《秋》《偷盗》《好色》《六宫公主》《来自第四丈夫的信》《一篇恋爱小说——或“恋爱至上”》共14篇作品，其中不乏芥川的代表作。感谢出版社的选题，让我们可以从一个新的视角重读芥川作品。本书在翻译过程中使用的原典是日本岩波书店1995—1998年版24卷本《芥川龙之介全集》。最后我还想再次感谢出版社及本书的编辑，感谢大家的辛勤付出！

——邱雅芬

2019年7月初于北京

竺家荣 书序

对真善美的不懈探索——日本文学大家的风采

　　“悦经典”之日本文学系列，是从浩如烟海的日本近现代文学中遴选出来的。首推的三位作家可说是重量级的，分别是日本明治、大正、昭和文坛的领军人物，选出的作品也充分代表了三位作家的文学特色。

“国民大作家”夏目漱石

　　按作品年代，首先介绍素有“国民大作家”之称的文豪夏目漱石（1867—1916）的三部作品。尽管漱石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被冠以“余裕派”“高蹈派”的名号，但其创作的基本倾向无疑是批判现实主义。漱石所处的时代正值日本文明开化，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时期。漱石在英国亲证了西方文化及其近代文明掩盖下的弊端，对于日本人的盲目西化深感不安。他主张“批判地接受西方文明”，发扬日本的传统美德。然而，他倾尽一生不断在作品中寻求解决办法，却因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深感无能为力，最终提出“则天去私”，寻求解脱之路。

　　如果说其初期作品主要是探究西洋文明与日本旧有文化的冲突给世人的影响，那么中期以后，其作品逐渐转向描写头脑与心灵相克的主题，以精雕细琢的手法剖析人的内心世界，批判人的私欲。尤其是男女爱情矛盾方面表现出来的私心以及由此产生的苦闷、孤独和绝望，构成了其作品的主要内容。

　　“悦经典”所选的漱石的三部作品分别代表了其各个时期的创作风格和理念，同时也是最受读者喜爱的作品。

　　留学回国后，漱石反感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缺乏批判性和枯燥的平面描写，接连发表了振聋发聩的《猫》（1905）和《小少爷》（1906）两部中篇小说，一举成名。《小少爷》取材自漱石在松山任教的经历，描写了一个不谙世事的青年在某乡村中学的种种遭遇，以嬉笑怒骂的手法，鞭挞了明治时期教育界的阴暗面——校长的伪善狡诈，“红衬衫”的阴险利己，“马屁精”的趋炎附势，并且颂扬了以“豪猪”“老秧君”为代表的正面角色。这两类人之间展开的博弈构成了美与丑、正义与邪恶的矛盾冲突。

　　为了突出故事的讽刺性，漱石特意将主人公设定为鲁莽、憨直、富于正义感的江户哥儿，并采用了落语落语：日本的传统曲艺形式之一，表演形式和内容都与中国传统的单口相声相似。的表现形式，与《猫》的漫画式嘲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充分展示了他在和、汉、洋三方面的深厚学养及非凡的艺术表现力。

　　《虞美人草》（1907）虽不及上述两部作品那么名声在外，但在漱石文学中的意义却非同一般。它是漱石辞去教职，从事专业创作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从创作初期进入中期、承上启下的作品。

　　《小少爷》里的善恶划分，在《虞美人草》里与“道义”“虚荣”相互重叠，以分属不同阵营的三对男女的婚恋为线索，展开了一系列的纠葛和冲突。结局是，有的人战胜了“虚荣”，选择了“道义”；有的人则成为“虚荣”（东西方文化冲突）的牺牲品。女主人公藤尾就是这样一个悲剧人物，她爱慕虚荣，然而头脑与心灵的相克使她无所适从。与她同属一个阵营，有可能和她结合的那个男人（未婚夫），却为了“道义”不惜毁掉婚约，选择了另一个女人。而她倾心的诗人钦吾，又由于与她分属于两个阵营，根本不可能和她产生交集。这些打击最终导致了她的自杀。也可以说，她是被作者模式化的伦理观置于死地的。

　　相对于创作《小少爷》单打独斗式的、没有结果的奋斗，经过初期几部作品的探索，漱石的外部批判终于在伦理上取得了全面的胜利。此后，经过中期向内的探索后，后期创作更加深入地剖析人物心理。《心》（1914）即是作者进入后期创作后的白眉之作，是侧重刻画知识分子多疑、厌世心理的后期三部曲（《春分之后》《行人》《心》）的最后一部，也是最有分量和影响的一部。

　　《心》分为三个章节：《上先生和我》主要描述“我”与先生结识，得知先生一开始并非如此厌世，而先生的转变，与他葬在杂司谷的朋友有关；《下先生和遗书》是先生通过写给“我”的书信，终于向“我”坦白了自己一直不愿意透露的过去——因一己之私而导致他的挚友K自杀，对K的歉疚最终导致先生自杀。小说旨在表明利己主义是行不通的，也寓意作者对于两种异质文明无法调和的无奈。《心》对个人心理精确细微的描写可谓登峰造极，无出其右。

　　漱石是鲁迅“最爱看的作者”之一。他一生的创作都致力于思索人生，描写社会现实，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生活，塑造了各种各样栩栩如生的典型形象，使他超越了同时代的其他作家。

　　日本文坛素有“川端是庭院，而漱石是山脉”之说，二人对后世文学影响巨大。无论是思想内涵还是艺术造诣，漱石文学都达到了极高的境界，以至于他的辞世，成为明治时代结束，大正时代到来的象征。

“鬼才作家”芥川龙之介

　　素有“鬼才”之称的芥川龙之介（1892—1927）是日本大正时代的小说家。他也是鲁迅非常喜欢的日本作家，鲁迅于1923年芥川还在世时，便译介了《罗生门》与《鼻子》。

　　芥川深受夏目漱石批判现实主义和森鸥外的历史小说的影响，毕生致力于创作短篇小说，其数量多达166篇。他取材多样，尤其擅长改编古典作品，古为今用，视角新颖，构思精妙，在日本文学中独树一帜。作为大正主要流派“新现实主义”（也称新思潮派）的代表作家，其文学特色是用冷峻、简洁的文笔来描绘世道人心的丑恶，让读者去感受和思考，而很少作出评论。其代表作《罗生门》《莽丛中》等已然成为世界性的经典名作。

　　小说集《罗生门》中的题材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取材自日本古典的有《罗生门》《地狱变》《莽丛中》《六宫公主》《鼻子》；

　　取材自天主教故事的有《奉教人之死》《报恩记》《南京的基督》；

　　取材自古代神话的有《老年的素盏鸣尊》；

　　取材自佛教故事的有《蜘蛛丝》；

　　取材自江户时代的人物、事件的有《戏作三昧》；

　　取材自中国的有《秋山图》；

　　取材自现代的有《单相思》《阿富的贞操》；

　　魔幻表现的有《河童》。

　　由上可知，芥川文学的取材十分广泛，跨越时间（古代和现代）和空间（西方和东方），甚至人间（如《河童》的魔幻手法）来观照和批判日本现代社会，剖析现代人的利己主义。

　　《罗生门》揭示了在弱肉强食的社会中，人为了活下去可以不择手段。《鼻子》则通过为长鼻子苦恼不已的老僧，却因鼻子缩短复又陷入新的苦恼，揭示了“旁观者的利己主义”，戏谑之余也影射了佛门之中的六根不净。

　　《地狱变》以惨淡的笔墨，描写了艺术至上主义者虽然以牺牲女儿为代价，在与权势者的博弈中取得了胜利，却最终陷入了自我崩溃的境地，表现了艺术至上主义的局限。

　　《莽丛中》以当事人在法庭供述和作证的形式，转述了一个曲折迷离的奸杀事件。小说中每个人各执一词，真相扑朔迷离。唯一能肯定的是每个人都靠谎言来掩饰自己的罪恶，意图展现理想的自己。

　　《蜘蛛丝》里的佛教故事告诉人们，人的利己本性足以导致自身的毁灭，但同时也隐喻了人将自身的命运寄托于宗教的后果。

　　《戏作三昧》写的是《八犬传》作者泷泽马琴晚年某一天的生活，意在表现书斋中创作的艺术家内心的孤独、幸福，也折射出了作者本人的影子。

　　《秋山图》则意图告诉人们，绝对的美并不存在，艺术的真正价值因欣赏它的人或时机不同而有所变化。

　　……

　　芥川善于巧妙利用各类题材发掘古今共通的人性，同时，也不惜笔墨描写了善良会给人带来意外的幸福（如《南京的基督》里的妓女），以及侠气（如《报恩记》里浪子为报答义贼和强盗救助一家的恩情，而甘愿以身代死）和自我牺牲精神（如《阿富的贞操》中的阿富，为了救一只猫竟然打算献出自己的贞操；《奉教人之死》的女主人公更是舍生殉教，为人们奉献了宗教性的感动）等人性之光。

　　芥川将日本文学细腻微妙的感受与江户文人情趣、西方教养融为一体，他善于通过细致地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来揭示人在善与恶、美与丑的对立和相克中流露出的不安心绪，从日常琐事中将人性挖掘得入木三分，并结合多样文体为作品锦上添花。这更使得芥川的短篇小说脍炙人口、卓然不群。

　　尽管如此，芥川在探讨人生、观照人性的过程中，仍不可避免地看到了人世间的丑恶，陷入深深的怀疑和幻灭之中。面对日本的急速现代化，他在创作后期的一些作品时更是陷入深刻的矛盾和彷徨，最终得出“我们人类的痛苦也是难以解救的”的结论，终于在35岁的盛年，走上了否定自我的道路。芥川的去世成为昭和时代到来的标志性象征，也为日本近代文学画上了句号。

“无赖派”代表作家太宰治

　　太宰治（1909—1948）是二战后废墟上诞生的日本重要文学流派“无赖派”（也称新戏作派、反秩序派）的代表作家，他非常推崇芥川龙之介，并深受其影响。两人虽有着许多的不同，却殊途同归。与苦恼于新兴无产阶级时代到来的蒙眬不安而结束自己人生的芥川相似，没落乡绅出身的文学青年太宰治，似乎一降生便注定了无法回到旧时代，也无法融入新民主主义的新时代，他苦恼于理想与现实相克的悲剧性命运，为了拯救自我而投身写作，仿佛为了文学而生。他们的文学，也成为了对那个时代的最好诠释。

　　太宰治留下的上百篇私小说式的作品，便是他短暂的人生、15年创作生涯及其所生活时代的真实写照。

　　太宰文学中的主人公大多贫困潦倒而颓废，故而被评为“弱者的文学”。太宰文学虽属于日本文学的另类，却是战后文学的重要坐标，随着时代的发展，其文学价值也越来越为人所认知。

　　太宰治因其跌宕起伏的人生、孤傲而自卑的个性、自虐而反俗的作品题材而饱受争议，既有“昭和文学不灭的金字塔”之称，也有“败北的文学”等评价。其自身的经历与其作品里描写的边缘人达到了高度的契合，对挣扎在时代边缘的理想主义者的心理刻画入木三分，少有比肩之作。

　　太宰的重要作品多集中于其创作后期，即日本战败后的1945到1948这三年时间。《人间失格》所选的四部作品，都属于后期作品，此书也可谓是太宰治后期美学的集大成之作。

　　《微明》（1946）写于满目疮痍的战后，描写了主人公全家疏散到妻子老家后，遭受空袭的体验。被称为“家庭的毁灭者”的太宰，少有地展示了对妻儿温情的一面。

　　同样是描写家庭生活，太宰自称是“夫妇吵架小说”的《樱桃》（1948）则刻画家庭即将毁灭之前，拒绝拯救的作者的心境和可怜的孩子们。

　　《斜阳》（1947）可以说是太宰的集大成之作，也是奉献给没落贵族的挽歌。

　　《人间失格》（1948）写于太宰自杀之前，即他的绝笔之作，也是太宰文学“最深刻的到达点”。

　　《人间失格》塑造了一个悲剧人物。主人公叶藏从小体弱多病，幼小而敏感的心灵受到了互相欺骗的“人类”的伤害。他通过扮演“小丑”来克服心理上的不安与恐惧，寻求“他人”的认同。对自己的无能和“罪意识”，对“人类”的恐惧和失望，使他认为自己不配作为一个人而活着。他进行了种种尝试，却最终被送到了疯人院，无可避免地走向了毁灭。

　　但在小说的最后，酒吧的老板娘说：“我们认识的叶藏……也还是个像神一样的好孩子呢。”由此可知，太宰治并不认为叶藏真的没有做人的资格，只不过不具备做浑浑噩噩的人的资格。太宰治至死都不愿低下高傲的头，正是他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将自己驱赶入绝境，也正是这执着的追求，成就了太宰文学上的大家地位。

　　在《人间失格》这部小说里，太宰治透过叶藏这个角色，完成了对自己人生的回顾和评价。在发表这部作品的同年，他自杀身亡。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与上海雅众文化公司编选的这套“悦经典”之日本文学系列，能让读者充分领略到这些日本文学大家的风采。如果说夏目漱石偏重于从伦理角度探究“善”的话，太宰文学则更注重探究人性存在的“真”，而芥川文学则试图通过冷静地观照人生，探究超越人心善恶的“美”。他们对真善美的毕生探索，为日本近代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奉献了精彩绝伦的杰作。

陕师大出版总社与上海雅众联袂推出的这套“悦经典”之日本文学系列也将继续为读者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请拭目以待！

竺家荣

2013年4月17日于北京

芥川龙之介的“诗与真实”

　　芥川龙之介（1892—1927）所代表的“新现实主义”文学流派（也称“新思潮派”），以理智冷静地描绘解释现实为特征，成为大正文学最后的辉煌。他深厚的东西方文化素养、敏锐的观察力、纤细的感受力和成长环境，以及夏目漱石批判现实主义和森鸥外历史小说的影响，造就了独树一帜、多彩多姿的芥川文学。在短短十二年的创作生涯中，发表作品众多。作品以短篇小说为主，其他更有诗、和歌、俳句、随笔、散文、游记、论文等多种体裁。

　　芥川文学的特色在于取材广泛多样，视角新颖，构思精妙，以冷峻洗练又意趣盎然的文笔，描绘世道人心的美丑善恶，跨越时间（古代和现代）和空间（西方和东方），乃至人间（魔幻手法）的维度，去观照和批判日本现代社会，剖析现代人的利己主义。在创作中注重技巧、形式、结构的完美，关注社会与人生问题，可以说兼具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倾向。因其才华出众，在日本文坛素有“鬼才”之称。

　　本作品集选取的芥川文学各个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十一篇作品（小说九篇，随笔两篇），让中国读者一览这位文学大师的风采。

　　《罗生门》《鼻子》《山药粥》《地狱变》《莽丛中》分别取材自日本古典《今昔物语集》或《宁治拾遗物语》，借古讽今。《秋》《蜜柑》为现实题材小说，《南京的基督》关乎信仰，《河童》则采用了魔幻表现手法。两篇随笔的文体也不相同，《侏儒警语》是警句体，《某傻子的一生》为自传体。

　　出道作《罗生门》，描写了某生活无着的仆从，为了活下去，纠结于是否去偷盗，遇到在罗生门上拔死人头发的老太婆后，他受到启示，觉悟到即便作恶也要活下去才是最现实的，最终做了强盗。这个仆从的觉醒，象征着在固有道德观念的崩溃之中，只能以自我为中心生活下去的近代人。可以说这一主题奠定了芥川文学的原点。芥川对人性的恶有着深刻地认识，仆从抓住老太婆，并非出于正义之心，而是强烈地憎恶，因此最后仆从干出恶事，也并非堕落，而是其本心。小说意在告诉人们，恶行都可找到各种理由，倘若人人因为种种理由去作恶，这个社会就真的成了人间地狱。

　　成名作《鼻子》，则通过为长鼻子而苦恼不已的高僧，想方设法使鼻子缩短，却因此又陷入新的苦恼的故事，嘲讽了那些活在他人评价中而丧失了自我的人，揭示了“旁观者的利己主义”的丑恶人性，并且影射了佛门之中的六根不净。

　　《山药粥》里的下层武士五品，心中怀揣着一个梦想——饱餐一顿山药粥，令人垂怜的是，这个让他忍受种种欺辱，支撑他活下去的梦想，却被人发现并立刻帮他实现了，这貌似“仁慈”之举，不过是对他变相的作践和戏弄，他品尝到的并非幸福，而是幻灭之感，深刻剖析了社会的不平等和小人物的悲哀。

　　前期代表作《地狱变》，用凄惨至极的笔墨，描绘了以本朝第一画师自诩的艺术至上主义者良秀，以牺牲女儿为代价，在与权势者的博弈中取得了胜利后，以自杀结束了生命。良秀为艺术殉道，在某种意义上也预示了作者以生命践行对艺术的至高追求，同时也揭示了艺术至上主义者的局限。

　　悬疑小说《竹林中》，以七个当事人对提刑官的讯问做出的供述形式，讲述了一个曲折迷离的奸杀事件。由于每个人的证词都各不相同，使真相扑朔迷离。唯一能肯定的是，每个人都靠谎言来掩饰自己的罪恶，意图展现理想的自己。

　　爱情主题的《秋》里的姐姐，原本可以和同样喜爱文学的表哥结婚，却为了妹妹的幸福牺牲了自己，试图以此给自己的人生赋予意义，最终她失去了爱，也失去了文学的梦想，回归平凡的生活，而表哥、妹妹也都未能得到真正的幸福。作者给人们提出了“何为人生意义？何为命运？”这两个意味深长的思考题。

　　《蜜柑》里对人生感到倦怠的主人公，偶然在车上遇到一个乡下女孩，当他看到女孩向来送别的弟弟们抛下鲜艳的蜜柑时，暂时忘却了人生的倦怠。火车进出的隧道似乎象征人生恰似一出明暗交替的悲喜剧，表现了作者内心深处，对人性之善美的追求，但救赎终究短暂，生活依旧黯淡。

　　在以“信仰”为主题的《南京的基督》里，作者不惜笔墨描写了善良会给人带来意外幸福的救赎主题。事实真相虽然令人绝望，但对于不知真相的女主人公而言，或许是一种救赎，作者对苍生的悲悯情怀跃然纸上。这种自我牺牲的人性之光也体现在同类作品中，如《阿富的贞操》中的阿富，为了救一只猫竟然打算献出自己的贞操；《奉教人之死》的女主人公更是舍生殉教，为人们奉献了宗教性的感动。

　　超现实文学《河童》，是芥川后期文学的重要代表作。通过虚构的河童世界影射现实社会，阐述了芥川龙之介自杀前的艺术观和宗教思想。最后，终于返回了人世间的“我”，宁愿再回到河童世界，也不愿意留在这个残酷的人类世界中，折射了作者当时的绝望心境。小说中持艺术至上主义艺术观的诗人啕库，是最具有作者影子的人物。一个个河童形象妙趣横生，情节荒诞不经，体现了作者超人的想象力。

　　写作于后期的那篇随笔，是作者的人生观、艺术观的告白，从中可以透视芥川艺术人生的痛苦灵魂。正如他所说：“遗传、境遇、偶然——执掌我们命运的就是这三者。”最终“人生对于二十九岁的他来说，已没有了一点光明。而伏尔泰给此时的他提供了人造之翼。他展开这副人造之翼，很轻松地飞到了空中。与此同时，沐浴了理智之光的人生悲欢，渐渐沉入了他的眼底。他向丑陋的大街小巷投下反讽和微笑，穿过一无遮拦的天空，径直朝着太阳飞去”。（《侏儒警语》）

　　综上所述，芥川将日本文学细腻微妙的感受与江户文人情趣、西方教养融为一体，巧妙利用各类题材发掘古今共通的人性，通过细致地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揭示人在善与恶、美与丑的对立和相克中流露出的不安心绪，从日常琐事中挖掘人性的真实，从武士、贵族、僧侣、匠人、盗贼、平民等各色人物的离奇故事中展现人间百态，再结合多样文体为作品锦上添花，使芥川的短篇小说脍炙人口、卓然不群。

　　芥川生活的时代是日本由传统向现代快速转变的时代，他从中学时期开始接触西方文学理论，西方的现代文学思潮对他产生了一定影响。芥川的作品中也经常出现波德莱尔、尼采、斯特林堡等西方著名的诗人和哲人，因而深受怀疑主义、厌世主义、世纪末文学影响。芥川的小说中呈现出来的对宗教、死亡、人性的矛盾和分裂的态度正体现了他的怀疑主义倾向。

　　在创作后期，芥川陷入了更深的矛盾和彷徨中，他本想寻觅现实生活中的“真善美”，试图从艺术的高度去探讨阐释人生，然而在这一过程中，芥川不可避免地看到人世间的丑恶，残酷的现实使他一次次感到幻灭，最终得出了“我们人类的痛苦也是难以解救的”，“人生还不如波德莱尔的一行诗”的结论，终于在三十五岁的盛年，走上了否定自我的道路。芥川与《河童》中的诗人啕库一样，在永恒的艺术和平庸的人生之间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芥川文学的价值在于，力图通过艺术想象力，去表现隐藏在现实之后的真实世界。他将自己精神上的压抑与惶惑不安，生活上的焦虑孤独、空虚沉沦等个人体验上升为群体的生命体验。深入审视自身的心灵，同时又保持独立和清醒，着力表现人类心灵的阴暗与病态浑浊的现实，正如波德莱尔一样，采撷几朵“恶之花”，呈现给世人，让人们去警醒。很少有作家像他那样探进人的心灵深处，去挖掘最阴暗的角落，因此芥川文学极富于诗的表现力和穿透力。

　　“芥川龙之介的文学创作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开拓了一个不曾有过的领域。”（中村真一郎）这个评价他是当之无愧的。芥川的去世成为昭和时代到来的标志性象征，也为日本近代文学画上了句号。

——竺家荣

孙延永 书序

　　从古到今，中日两国一水相隔，两国的邦交历时已久，文化交流源远流长。长久以来，中国一直以天朝上国形象自居；在流传到日本的中国古代典籍的熏陶和影响下，日本人一直把中国想象成文明富有的理想之邦。直到1894 年，甲午海战后，日本人才惊奇地发现：中国的“神话”已经结束了。经过明治维新思潮的洗礼，日本开始了全面西化的步伐，这一时期的传统的和汉文学已经被西方近代文学思潮全面压倒。面对势不可挡的潮流，许多拥有汉学功底的作家不得不面对现实。中国的影响固然存在，但却割裂开了，变成了记忆中的美丽、富于幻想的“文本中国”和一个贫苦、混乱的落后国家的印象。他们大都停止了对“文本中国”的叙事，有些作家开始了对现状的逃避，而更多的作家则在亲身登上了中国的土地之后，逐渐忘记掉桃花源般的“文本中国”，转而欣赏起变革后的祖国的强大。而以“文本中国”作为心中的桃源之地的芥川龙之介（1892—1927）却不愿与祖国的同行们为伍，他要用自己不懈的坚持来使自己的梦想变为现实。

　　芥川龙之介从小深受家庭文化氛围的影响，对中国古典著作非常喜爱，并能熟读和运用。芥川龙之介的大部分作品为短篇小说，而其中援引自中国古籍的“中国物”式小说，利用借古讽今的笔法激扬文字，尤其受读者青睐。但在1927 年时，芥川龙之介怀着对未来的“朦胧的不安”，在凄凉和痛苦的心态下离开了人世。他的死因众说不一，成为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在短暂的一生中，他笔耕不辍，创作了148 篇小说、55 篇小品文、66 篇随笔以及众多的评论、游记、诗歌等，为日本文学增添了宝贵的财富。“芥川奖”就是为怀念芥川龙之介以及他对日本文坛所做的巨大贡献而设立的奖项，而且至今仍然是日本唯一的纯文学类奖项。芥川龙之介不仅汉学修养极高，而且曾在1921 年在中国游历了四个月余的时间，对当时中国的现状非常了解：《中国游记》就是在此时被创作出来的。应该说，芥川龙之介受到中国的影响在当时的日本文坛很有代表意义，但直至近些年来，这一领域的成果仍然称不上非常丰厚。在日本学界，有关芥川龙之介的人生观、艺术观的研究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而“中国”对芥川龙之介的影响程度、影响来源及具体影响实例则鲜有人问津。在了解到日本的芥川的研究历史后，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在芥川龙之介死亡后的十几年里，无产阶级文学与左翼文学的学者对他的批判；还是在二战临近尾声时，学界重新对他的作品的肯定；或是在战后重建时，学界对他各个方面研究的深入；直到最后的20世纪60 年代以后，学界开始从各方面对《中国游记》这部作品，尤其是注重历史细节的考据而逐渐发掘出来的成果，都展现了对这位作家各个方面的研究的深入化和研究类型的细化。日本学界普遍采用三种方式对芥川龙之介本人及他的所受影响角度进行注解，这三个角度分别是：第一个角度，对“中国物”式小说及对小说所出自的原始典故文本为比较对象进行研究；第二个角度，是通过将对芥川龙之介的文艺作品最早引入中国的鲁迅与芥川龙之介两位的某些具有“神似”性的作品相比较，并将其中的异同性抓出来，得出芥川龙之介的哪些创作手法与文化题材使鲁迅得到了灵感的启发；第三个角度就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历史学的角度以及出自其中的各种小细节处，对调查芥川龙之介在访问游览中国时的见闻和《中国游记》的真实性做出调查。

　　而国内的学术界更侧重于对芥川龙之介的意识形态、社会认知以及他的身份与作品的关联方面的角度，用更全面、更宏观的视野对芥川龙之介进行不断的研究，过程大致如下：鲁迅早在1921 年就译介了芥川龙之介的作品，随后，他的很多其他作品也被翻译并传入国内；而1927 年国内也热议了芥川龙之介的自杀及其个人游记《中国游记》，并形成了轰动文坛一时的“芥川龙之介热”的现象。在早期，由于研究者们的学术背景以及对接受异质性话语的认可不同，对游记中提出的“中国堕落论”，有了分歧明显的赞同与反对两派。以夏丏尊、鲁迅为代表的赞同派认为芥川龙之介的游记所言基本属实，并非是充满歧视性的言语攻击；而以韩侍桁、巴金为代表的反对派认为芥川龙之介的游记有意扭曲事实，并基本否定游记的价值。20世纪70 年代以后，受西方学界的大量理论影响，国内开始有了各方面的新评论。国内学界对芥川的研究基本都集中在中日比较文学领域这方面，并可分为如下几类：第一类，用影响学理论，探究中国古代典籍与芥川龙之介的“中国物”式小说的关系；第二类，比对他的作品与鲁迅的作品，探究芥川创作与鲁迅创作的影响与关系；第三类，对《中国游记》的各种评价的声音。遗憾的是，这些观点与日本学界的结论基本相似。另外，有一些学者用接受美学的理论，探讨了20世纪20 年代中国文坛对芥川的译介与接受状况，得出了一些新颖的结论。进入20世纪90 年代以后，接受美学思想和萨义德的东方学理论日趋成熟，以萨义德的东方学理论为背景，重新认知芥川及其作品成为新的热潮。很多学者认为，在许多大正期作家描写中国的相关作品中，用俯视的姿态来看待异国的情调，这与西方人在看待东方文化时的居高临下的心理，即所谓的“东方主义构图”，相吻合。因此，以东方主义的视角来审视芥川等大正时期的来华日本作家的中国观是非常适合的。不过换一个角度，虽然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取得了各种丰硕的成果，但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心理积淀的东方国家，其视角与传统西方强国必然不尽相同，能否将同样曾作为客体的本国文化以同样的角度审视，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课题。

　　综上所述，中日两国学界尽管拥有不同的历史背景与意识形态，但对于中国对芥川龙之介的影响这一课题的研究范围都相对比较狭隘，而且缺乏在整体框架下研究芥川及芥川文学与中国的关系的视野，研究大体集中在芥川的单个文章或者芥川与中国的某些方面，缺乏整体视角。笔者试着在整体框架下研究芥川的中国题材创作，分析芥川与中国文学的渊源与相互影响关系，探究芥川文学特色的形成与中国密不可分的联系。在此基础上，探讨芥川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以及芥川的中国之行和对其文学特色变更之间的内在联系，为读者在整体框架下了解芥川与中国以及中国文学提供一些基础材料。

孙延永

2015年8月

陈应年 书序

鬼才作家芥川龙之介在中国

　　芥川龙之介是日本近代杰出的作家，被文学界称为“鬼才”。他1892年（辰年辰月辰日辰时）作为新原敏三的长子出生于东京，被称为“龙之介”；他生后九个月母亲因患精神病去世，被舅父芥川家领养。1914年他与丰岛与志雄，久米正雄，菊池宽等人第三次复刊《新思潮》杂志，开始踏进文坛，就是这位只活了35岁的天才作家，给后人留下了一百四十多篇文学作品。

　　芥川作品在1923年经鲁迅翻译介绍到中国。原载由周作人编选的《现代日本小说集》（商务印书馆出版），书里选译了15位日本作家的作品。编者在序里说：“我们的（选择）方法是就已有定评的人和作品中，择取自己所能理解感受者，收入集内，所以我们所选的范围或者不免稍狭，但是在这狭的范围以内的人及其作品却都有永久的价值的。”。芥川的《罗生门》和《鼻子》是鲁迅最早翻译的。译者在介绍作家时说：芥川龙之介（Akutagawa Riunosuke）是东京大学英文学科的出身。田中纯评论他“在芥川的作品上，可以看出他用了性格的全体，支配尽所用的材料的模样来。这事实便使我们起了这感觉，就是感得这作品是完全的。”他的作品所用的主题最多的是希望已达之后的不安，或者正不安时的心情。他又多用旧材料，有时近于故事的翻译。但他的复述古事并不专是好奇，还有他的更深的根据：他想从含在这些材料里的古人的生活当中，寻出与自己的心情能够贴切的触着的或物，因此那些古代的故事经他改作以后，都注进新的生命去，便与现代人生出干系来了。他在小说集《烟草与恶魔》（1917）的序文上说出自己创作态度道：“材料是向来多从旧的东西里取来的……但是材料即使有了，我如不能进到这材料里去，便是材料与我的心情倘若不能贴切的合而为一，小说便写不成。勉强的写下去，就成为了支离灭裂的东西了。说到著作着的时候的心情，与其说是造作着的气分，还不如说养育着的气分（更为适合。）人物也罢，事件也罢，他的本来的动法只是一个。我便这边那边的搜索着这只有一个的东西，一面写着。倘若这个寻不到的时候，那就再也不能前进了。再往前进，必定做出勉强的东西来了”（原载《现代日本小说集》附录）。

　　鲁迅对于日本文学的热心介绍，使作者了解后十分感动。1925年芥川写了一篇题为《日本小说的中国译本》的短文，谈到“至于翻译水平，以我的作品为证，译的十分准确，且地名，官名和器具的名称等，都认真的附有注释。”芥川认为“这本小说集比之目前日本流行的西方文艺译著，也决不逊色。”（《全集》第三集440）

　　第二本是1927年由开明书店出版的《芥川龙之介集》（鲁迅，方光焘，夏沔尊等翻译的）。这是一本由中国作家合作翻译的集子。《罗生门》，《鼻子》仍然采用了鲁迅翻译的两篇，方光焘是1918年赴日本的留学生。1924年毕业于东京高师，曾在日本参加创造社的文学活动。同年任上海大学教授，后任暨南大学讲师。方光焘翻译的是《袈裟与盛远》一篇。夏沔尊是浙江上虞人，1904年留学日本，入宏文书院，后转入东京高等工业学堂。回国后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员。他翻译了芥川的《中国游记》和《南京的基督》《湖南的扇子》等以中国内容为题材的短篇。附录二《绝笔》是沈端先（夏衍）翻译的。芥川在1921年作为大阪每日新闻社记者来中国考察旅游，写了《上海游记》《江南游记》《长江游记》（合称《中国游记》）等文章。在《中国游记》里他谈到了章太炎先生，郑孝胥等人。芥川写到：“到了中国不到一月，包你就想谈政治的。这必定是现代中国的空气中孕育着二十年来的政治问题的缘故。”

　　芥川1927年去世后，中国文艺界很关注他的死。1930年鲁迅在他创办的《文学研究》上，请翻译家韩侍桁翻译了日本评论家唐木顺三执笔的《芥川龙之介在思想史上的位置》，发表在刊物的创刊号上。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前几个月，他还和日本朋友增田涉谈到，他想把芥川后期的作品介绍到中国来。30年代出版了两本芥川的作品集，这就是《芥川龙之介集》（冯子韬译，中华书局1934年版）和《河童》（黎烈文等译，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版）。这里只想谈谈翻译家黎烈文的译本。此书仍选用了鲁迅的两篇译文，再加上黎烈文翻译的《河童》和《蜘蛛之丝》。后面附了一篇日本作者永见德太郎的评论《芥川龙之介氏与河童》。

　　下面想着重介绍一下日本文学专家谢六逸对芥川文学的介绍和评述。谢六逸在他写的《日本文学史》（上海北新书店1929年版）中全面的评话述了芥川的的作品。他说：新思潮派的作家除了菊池宽一人外，都受了夏目漱石的感化。这派的第一人是芥川龙之介，他具有天才，百闻强记。他的作品取材清新而博洽，观察警拔，修辞精练，表现巧妙。他发表于《新思潮》的短篇《鼻子》最受夏目漱石的称赏。此作以禅智内供的长鼻为题材，用俏皮机智的文字，写禅智内供目的已达后的失望心理，结构也极巧妙。后来更作《芋粥》《手巾》，《命运》《罗生门》《地狱变相》《竹林中》《秋》等篇。都是苦心锻炼的佳作。芥川氏对于艺术的态度极其忠实，他发表作品，很审慎，不象当世的作家，喜作通俗的长篇。他于1927年，因思想的苦闷，自杀于住宅，实为现代文坛的大损失。谢六逸1929年翻译了《近代日本小品文选》（大江书铺出版），里边收录了芥川的作品《侏儒的话》《黄粱梦》《英雄之器》《尾生的梦》及《女体》等五篇。

　　到了20世纪80年代，我国改革开放以后，芥川龙之介在国内又有较多的翻译介绍。老翻译家楼适夷先生在文革后期翻译的《芥川龙之介小说十一篇》（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数量不大，却很有纪念意义。他在“书后”里说，芥川“是一位才华洋溢，学历丰厚，思想深刻，气品高迈，文字清丽，在艺术琢磨上颇有功力的作家。他在极短促的创作生涯中，为日本文学留下一笔可贵的财产，一百四十多篇作品，除少数中篇，全部都是短篇。在他创作的初期、中期，写过许多历史短篇，其题材的新奇，构思的精深，确在日本文学中别具一格，当时即受读者的爱好和文学前辈的知遇，至今还是广泛流传，万众传诵，用他的版税，设立了一个一年一度的‘芥川奖’送出了许多文学新人。”

　　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由文洁若、吕元明、吴树文等翻译的《芥川龙之介小说选》，书中收选了《罗生门》《鼻子》等45篇小说，是国内出版的芥川作品集中篇幅较大的一种。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文洁若撰写了《译本序》。序作者指出：“短篇小说巨擘芥川龙之介是日本大正时代的一位重要作家，是新思潮派的柱石。这个流派表现了本世纪初日本小资产阶级不满现实而又苦于无出路的心情，在艺术上则突破了长时期作为文坛主流的自然主义文学，正视社会现实，既有浪漫主义色彩，又有现实主义倾向。”

　　同年文洁若编选的《日本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收录了芥川龙之介的《罗生门》（吕元明译）和《戏作三味》（文洁若译）两篇。外国文学所研究员高慧勤在“作者简介”里谈到“芥川龙之介是新思潮派的代表作家。他突破了自然主义呆版的的纯客观描写，十分讲究写作技巧。艺术风格颇具特色：典雅的语言，巧妙的布局，细腻的心理刻画，含蓄的命题和机智幽默的情趣。就其小说创作而言，早期和中期以历史题材居多，其中《罗生门》《鼻子》《戏作三味》《地狱图》《竹林里》等最为脍炙人口，后期的创作，从历史转向现代，风格也有变化。”1983年高慧勤编《日本短篇小说选》（中国青年出版社版）选录了芥川的名著《地狱图》（吕元明译）。

　　1982年国内出版了《日本文学》杂志，1982年第二期刊出了《芥川龙之介专集》，发表了芥川的短篇小说《西乡窿胜》（林怀秋译）《荒野抄》（柯森耀译）《海边》等五篇。又发表了文洁若写的评论〈芥川龙之介和他的创作〉，仰文渊的评论〈略谈地狱图〉。文洁若认为，“他的众多短篇小说，从题材到形式，每一篇都独具匠心，不落窝臼。他经常是以短短的篇幅三两个人物，高度凝练的表达出主题思想，在不同程度上反映时代的某个侧面的本质。”上海复旦大学的仰文渊评论说：“芥川龙之介的历史小说是以古喻今的，是有他的深刻的社会意义的，是森鸥外式的超脱历史的历史小说。”1984年出版的《日本文学》第四期刊出了〈新思潮派特辑〉，其中发表了刘春英著《新思潮派简析》和芥川的短篇《鼠小僧次郎吉》，显示了我国对芥川文学研究的进展。

　　90年代，关于芥川文学的介绍和研究持续增长，1990年程麻著《沟通与更新—鲁迅与日本文学发微》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此书分十一章论述了鲁迅与日本文学的翻译与研究。其中，第六章论述了芥川的历史小说和鲁迅的《故事新编》的有关情况。1998年叶渭渠主编的《芥川龙之介作品集》（散文卷由李正伦等翻译，小说卷由楼适夷，吕元明，文洁若等翻译，共两册），由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出版。在此前后，《世界短篇小说精品文库日本卷》由高慧勤主编，交海峡文艺出版社在1996年出版，收录了楼适夷等翻译的《地狱变》《秋山图》等六篇；《世界散文经典日本卷》1997年由高慧勤主编交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书里收选了芥川的散文《侏儒的话》，《东洋之秋》等三篇。再加上，山东文艺出版社这次出版的《芥川龙之介全集》（高慧勤，魏大海主编），总起来说开创了日本作家个人全集的翻译出版新记录。

肖书文 导读

芥川龙之介《地狱变》中的心灵冲突

　　芥川龙之介是日本文学“新思潮派”的代表，在日本文学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被视为日本近（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短篇小说家，素有“鬼才”之称。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日本最高文学奖“芥川奖”自1935年设置以来，除二战期间一度中断外，每年评选、颁发两次，专门奖励纯文学新秀。芥川本人35岁时因精神苦闷而自杀，但在短短12年的创作生涯中写出了148篇小说，还有大量其他形式的作品和评论，影响了一大批后来的作家，堪称一代宗师。

　　芥川龙之介的小说名篇《地狱变》（又译作《地狱变相图》）发表于1918年，是他在纯文学领域的一篇力作，突出表现了新思潮派作家不满足于仅仅自然主义化地描摹现实，或是理想主义化地美化生活，而是力求表现人性中的永恒矛盾这一创作思路。鲁迅说：“他的作品所用的主题，最多的是希望已达之后的不安，或者正不安时的心情。”“他想从含在这些材料里的古人的生活当中，寻出与自己的心情能够贴切的触着的或物，因此那些古代的故事经他改作之后，都注进新的生命去，便与现代人生出干系来了。”“希望已达”而又“不安”，由“不安”而又带来“新的生命”，都是在强调芥川作品所包含的内心冲突和矛盾。的确，据岩井宽说，芥川17岁时就在《杂感》一文中表示：“天才之人就是矛盾之人，超凡的生涯就是矛盾的生涯……与时代相矛盾的就是时代的天才，与凡人相矛盾的就是平凡的哲人……内在的非凡常隐藏于外在的平凡。”他还指出，芥川的《地狱变》取材于古代故事集《宇治拾遗物语·卷三》，“但这个借故事在虚构中描绘的人物，正是芥川自己”。芥川借用古代作品题材所要表达的思想往往都具有挖掘现代的人性的深层含义。

　　但历来不少芥川小说的研究者都习惯于从外部社会批判和单纯伦理道德的角度来评价芥川的《地狱变》，认为该作品表现的仅仅是在封建社会的残酷现实的压迫下人性的扭曲和丧失。宫本显治甚至认为《地狱变》表达的是“野蛮的艺术”的“不幸的胜利”，并因此把芥川的文学命名为“失败的文学”。这就忽视了作品中所蕴含的象征性的永恒意义。

一

　　《地狱变》中堀川大人手下的画师良秀，是一个形象丑陋、脾气古怪、傲慢自大、目空一切的怪人，但由于他在绘画上的名气和才气，颇得大人的器重，他的爱女还受到大人的照顾，安排在身边当女侍。良秀在艺术上有种疯魔的邪癖，喜欢以现实的人物为原型描绘妖魔鬼怪，人们都说他的画有一股令人毛骨悚然的阴惨鬼气，他则鄙夷别人“又哪里懂得丑恶事物中的美呢？”；但同时，他对自己温顺娇美的独生女儿却溺爱到不顾一切，表现出人性中感人的一面。有一次，他奉大人之命画一面《地狱变》的屏风，“只要他一画起画来，就将别的事情统统都抛在脑后了”，狂热得就像被鬼迷了心窍。他把自己关在不见阳光的黑屋子里，白天黑夜神魂颠倒，不断做有关地狱的噩梦，还命令他的弟子们受各种不堪的虐待，以演示在地狱受难的情景，让他观摩。这样半个月以后，画的大部分已经完成，只剩下最关键的部分还空着。于是良秀向大人请求制造一场悲惨的火灾，把一位穿着华丽的贵妇锁在车内被活活烧死，他说只有目睹了这样一场惊心动魄的惨剧，才能完成他作品最后的核心部分。大人答应了他的请求，几天之后把他召来观摩火灾的现场。当良秀发现被锁在车中的恰恰是他自己最疼爱的女儿时，他陡然失色，伸出两臂，在燃烧着的红红火光中，“无论是他那双睁得大大的眼睛，还是扭歪了的嘴唇，抑或是不停抽搐着的脸颊，都清清楚楚地表明了他心中往来交错着的恐惧、悲哀和震惊”，显出惨痛欲绝的神色。但是，正当火势最猛烈的时候，情况却起了变化：

　　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还不是这家伙眼睁睁地看着独生女儿痛苦死去而无动于衷，那时的良秀身上，居然产生了一种人类所不具有的、宛如梦中怒狮般奇妙的威严之感。正因如此，受到突如其来的火势所惊吓，无数狂飞乱叫的夜鸟，也似乎都不敢接近良秀那顶软塌塌的乌帽了。或许那些浑朴的鸟儿，也看到了他头顶上如同佛光般的威严了吧。

　　…………

　　……一个个全都屏息凝神……如同观看大佛开眼一般，目不转睛地望着良秀。漫天飞舞、噼啪作响的烈焰，失魂落魄、呆若木鸡的良秀——这是何等庄严、何等欢喜的场面啊。

　　良秀完成了举世震惊的《地狱变》屏风画，“想必是不管平日里如何讨厌良秀的人，只要看到了那面屏风，就会不可思议地为其威严的内心所震慑，就会身临其境地感受到炎热地狱之莫大痛苦的缘故吧”。而良秀本人在画完这幅画后的第二天便投缳自尽了。

　　小说的情节可以说是惊心动魄的。然而，打动读者的是什么？是对封建统治者的愤恨？是对无辜少女的同情？是对黑暗社会扭曲人性的悲哀？都是，又不完全是。这些虽然都在小说中有所体现，但在作者笔下都作了淡化或含蓄的处理。如整个事件的制造者堀川大人，其言行在小说中都是借助他的侍者之口从旁介绍出来的，从而模糊了他的行为的真正动机。人们当然可以猜测大人把画师的女儿收作女侍是别有用心，但按照这位侍者的说法，这都是“闲言碎语”“流言”，哪怕侍者有一回亲自撞见了姑娘几乎受辱的场合，也毕竟未证实那人就是大人。所以有人认为大人将良秀的女儿烧死是出于不能得到她而进行的报复，这只能说是一种合理的猜测，其实，说成是大人应良秀本人的要求这样做也是完全可以的。又如对良秀女儿的描绘，篇幅不多，主要是通过她与一只小猴子的友情表现她的善良、温柔，虽然很感人，但并非小说的重点。至于对画师的性格的描述则是全篇的核心，但作者并没有把这一惨剧完全归结为外部社会原因，像有的评论者所说的“既是揭露日本封建统治者的残酷暴虐，又是借古喻今影射‘比地狱还地狱’的社会现实”一般，而是主要立足于人物的内心冲突；作者也没有站在道德的立场上对良秀的“丧失人性”进行谴责，他虽然引述了当时某些人的议论：“甚至有人骂他是个只知道画画而没有父女之情的、人面兽心的怪物。就连横川的那位僧都，也赞同这种说法。他常说：‘即便技艺多么出众，不辨人之五常，也必将堕入地狱。’”

　　但显然不能说这种观点就代表了作者的观点，因为作者接下来就说，由于看到了良秀的辉煌作品，包括那位僧都在内，便“几乎没人再说良秀的坏话了”。画师最后的自杀是一个悲剧的结局，但这是否就像有的评论所说的，表明了他“艺术至上主义”的失败，说明“他受到了良心的谴责，也受到了道德的谴责，可以说最终还是道德战胜了艺术”呢？这种观点把一个本来带有人性的永恒性的矛盾消解掉了，似乎一切问题都可以用一个固定的道德标准来衡量，这就使作品的深层意义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二

　　其实，小说的结局是一个类似于黑格尔意义上的悲剧结局。黑格尔认为，最典型的悲剧就是两种同等合理的伦理力量的冲突借助于主人公的牺牲而得到调解，“因此在单纯的恐惧和悲剧的同情之上还有调解的感觉”。他经常喜欢举的一个例子就是古希腊的著名悲剧——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又译作《安提贡》）。安提戈涅的哥哥在对国王的叛乱中被打死，国王下令不准任何人收尸，违者将被处死；而和王子订了婚的安提戈涅违背国王克瑞翁的禁令收葬了她的兄弟，然后自杀了，王子也随后自杀。在这里，两种合理的伦理力量就是国王的法律和安提戈涅的亲情。安提戈涅的死，既成全了亲情，又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同样，在《地狱变》中，这两种伦理力量就是良秀对女儿的亲情和他对艺术的忠诚。虽然芥川未见得读过黑格尔的《美学》，但他对悲剧的这种理解的确达到了黑格尔所推崇的最高水平。

　　良秀对人性和世界是看得很透的，在他眼中，人心是丑恶的，人生就是苦难，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地狱，甚至“比地狱还地狱”。所以他要画地狱，就直接从现实世界去找现成的模特。但他从对人间地狱的真实的艺术刻画中获得了极大的精神快感，他陶醉于挖掘“丑中之美”，或者不如说追求“恶之华”，使艺术成为他超越人间苦难、拯救人性罪恶的唯一手段。这里无疑也表明芥川受到了当时自然主义和写实主义文艺观的影响，不仅主张艺术必须客观地反映现实（如良秀的创作原则“不是亲眼所见之物，小人是画不出来的”），而且让艺术的“美”和“真”结盟去取代已经变得日益肤浅和虚伪了的“善”的位置。而另一方面，良秀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又具有人的七情六欲，对自己的独生女儿有一种自然而然的父爱，这是任何“人性本恶”的观念都取消和否定不了的。按照他的艺术观，他心目中唯一美丽善良的女儿必须毁灭，以实现他对艺术的最高理想的追求，即把毁灭世上最美好的东西这件最大的罪恶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但按照他作为一个慈爱的父亲的心，他巴不得一辈子把女儿留在身边，不要受到任何外界的伤害，甚至“要不要给她寻个好女婿之类的念头，他是连做梦时都不会有的”。很难说良秀把自己的这种父爱看作一种“道德”或“善”，这只是一种自然情感和本能。但当他以自己的女儿做牺牲而去成全艺术的极品时，他内心的矛盾冲突就上升到道德和艺术的冲突了。当他向大人建议用一位美女做艺术的祭品时，他心目中的样板很可能就是自己的女儿（这从他头几晚梦见女儿在地狱等他可以证明），当然也未必就料到大人果真选定了他的女儿；但最说明问题的是，当他最后真的亲眼见到自己女儿被烧死时，他在经历了最初的自然本能的情感反应之后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不可思议的、超凡入圣的庄严肃穆，这是作者浓墨重彩大力渲染的，可以说是达到了整篇小说的最高点。无论如何，良秀从内心深处是准备为艺术牺牲亲情的，从他心甘情愿把自己的女儿送进地狱来说，他的行为违背了起码的道德伦常，甚至可以说是他亲手杀死了女儿；但他这样做的动机并非别的什么世俗追求，而是为了艺术和美。正是这种惨痛牺牲的崇高性质给他带来了那种“法悦光辉”，那种神圣的威严，正如亚伯拉罕为上帝献祭自己的独生子。艺术就相当于良秀的上帝，他面对爱女身上燃烧的大火的态度，使人感到有如面对上帝的虔诚。

　　但上帝拯救了以撒，艺术却不能拯救良秀的女儿。相反，艺术恰好要靠千百万人的痛苦牺牲来养活，在这种意义上，艺术又相当于恶魔的仆从。所以芥川在《艺术和其他》一文中写道：“艺术家为了创作非凡的作品，有时候，有的场合难免要把灵魂出卖给魔鬼。”良秀的形象正是芥川的夫子自道。歌德笔下的浮士德也正是把灵魂出卖给魔鬼而获得了创造的力量，成就了美的人生，而浮士德的灵魂最终为上帝所拯救。艺术也是这样，它并不致力于拯救人的肉体，而是提升人的灵魂。良秀的精神力量震慑了所有人，包括大人这样刚愎自用、自以为是的主子，这种精神力量使他生平唯一一次在大庭广众前惊恐失态。所以，从小说中我们也丝毫看不出有什么批判“艺术至上主义”的思想；恰好相反，作者对艺术的超凡的伟力做了极度的赞美。但同时作者也表明，这种力量是残忍的，其代价不是任何一个凡人所能够承受的。所以当良秀获得了这种力量后，他就只有去死。良秀的死不仅仅是为了女儿，也是为艺术而殉道。因为他为艺术放弃了自己在人间最起码的骨肉之情，再也没有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存在继续活在人世间的理由，而他所达到的艺术高峰，由于不存在比《地狱变》更强烈、更美的艺术素材，也不再是他今后能够超越的了。他以人间最珍贵的亲情，换取了最高级的艺术，他就像一个输光了本钱的赌徒，再也没有什么能够为艺术而抵押出去的了。所以他的死对这两方面，即感人的亲情和崇高的艺术，具有一种“调解”作用。这两方面在现实生活中势不两立，在良秀心中形成剧烈的冲突，并实际造成了不可宽恕的罪恶；但由于良秀作为矛盾的承担者所做出的自我牺牲和对罪恶的自我惩罚，双方都最终得到了肯定，具有了永恒的价值。这就是良秀之死的崇高的悲剧意义，这就是我们从《地狱变》这一悲剧中所获得的在恐惧和同情之上的那种“调解的感觉”。由此我们也可以窥探芥川本人后来走向自杀的真正的心理动机，良秀这个人物的心灵冲突实在可以被看作芥川内心矛盾的写照。

　　日本评论家吉田精一在评论《地狱变》时也认为，良秀的死虽然的确是他在现实生活中的失败，但他“内心却并无悔意”，这或许已经预示了芥川必将自杀；但他又主张，芥川并没有承受像谷崎润一郎那种“恶魔的美”和“人道”之间的“二律背反”，在良秀身上所体现的是“只能从艺术中感受到生存价值，而将生活隶属于艺术的一个典型”，所以芥川虽然心中也有“在艺术和伦理之间的竞争”，但并没有走上反道德的歧路，而是比谷崎更好地做到了“生活与艺术的一致”。吉田精一的这种观点至少比单从一方面（要么道德，要么艺术）来评价《地狱变》要更为全面。但遗憾的是，他似乎又忽视了另一方面，即双方冲突的一面，他对芥川所达到的这种“一致”的矛盾内涵估计不足。实际上，良秀或芥川的“生活和艺术的一致”并不是由一方“隶属于”另一方来实现的，而是由对立双方剧烈的冲突、矛盾和主人公的自我毁灭造成的，正是这种矛盾和毁灭，表明了“人道”和“美”二者都具有超越于个人生命之上的精神力量和崇高性。所以芥川虽然没有像谷崎那样走向片面的“恶之赞美”，但正因为如此，他的内心冲突其实比谷崎更激烈、更深刻；而冲突双方在调解后的一致，由于不是靠牺牲任何一方、隶属于任何一方而达成的，也就更和悦、更超迈。因此正宗白鸟赞扬《地狱变》是当之无愧的，他说：“在我所读过的作品中，我毫不犹豫地推赞这一篇为芥川之最高杰作。在明治以来的日本文学史上也是绽放特异光彩的名作，……是芥川与生俱来的才能及十多年修养的结晶。”

　　总之，芥川的《地狱变》并没有用人之常情去否定艺术，也没有用艺术去否定人之常情，而是通过良秀和他女儿的悲剧，表现了人心中“太人性的”方面和“超人”的方面之间的巨大的张力和永恒的矛盾，大大拓展、深化了我们对艺术家和人性的深层境况的了解。

三

　　但是，有必要指出的是，芥川的《地狱变》虽然在伦理观念上符合黑格尔所总结的古希腊悲剧模式，然而仔细比较起来仍然有一些重要的差别。一个最明显的差别在于，在古希腊悲剧中，例如在《安提戈涅》中，冲突并没有表现为强烈的心灵冲突，而只是道义冲突。两种不同的道义力量即亲情和法律，体现在不同的人身上：安提戈涅的自杀其实是抗拒法律而殉情；代表法律的克瑞翁，因蔑视亲情以及自己的儿子即安提戈涅的未婚夫的自杀而受到了惩罚。只是从第三者（例如合唱队）的立场上看，我们才可以说两种完全合理的伦理力量因当事人的死而获得了调解，但在每个当事人那里却仍然是片面地坚持一方而排斥另一方，这种矛盾冲突仍然是外在的。例如安提戈涅在被国王克瑞翁抓获时，国王问她：“你知道我的命令吗？”她坚定地回答：“我知道……但这不是永生的神祇所发的命令。而我知道别的一种命令，那不是今天或明天的，而是永久的，谁也不知道它来自何处。无人可以违犯这种命令而不引起神祇的愤怒；也就是这种神圣的命令迫使我不能让我的母亲的儿子暴尸不葬。”国王的态度也是针锋相对，甚至可以说是“大义灭亲”，他不顾安提戈涅是自己的外甥女和自己儿子的未婚妻，为维护法律的尊严而毅然将安提戈涅送进了坟墓。

　　与此相反，良秀的冲突则完全是内心的冲突，对艺术的追求和对女儿的爱都是他绝不可能放弃的，因此这种冲突就显得特别深刻和尖锐。芥川的这种着眼于内心冲突的悲剧在古希腊是找不到的，应当说是现代悲剧的特色。对古代悲剧和现代悲剧的这一差别，黑格尔也做过分析，他提到这样一种“在近代常见的”，而“在古代悲剧里很少见的”现象：“单凭单纯主体方面的旨趣和性格，如统治欲、恋爱、荣誉乃至其他情欲之类去抉择行动，而这类动机只有从个别人物的特殊性格和自然倾向中才找得出辩护理由。”他还明确指出：“近代悲剧却一开始就在自己的领域里采用主体性原则。所以它用作对象和内容的是人物的主体方面的内心生活，不像古典艺术那样体现一些伦理力量。”因此，他对近代悲剧的评价不如对古代悲剧的评价高，觉得它深陷个人的癖性。但他自己也承认，即使在近代悲剧中，“跟这种个性化和主体性相对立，人物所抱的目的有时也可能具有普遍意义和涉及较广泛的内容，有时也可能被主体看作本身具有实体性而力图实现”。如歌德的《浮士德》就是这样，“在大体上这部悲剧企图对主体的有限知识与绝对真理的本质、现象的探索这两方面之间的矛盾找出一种悲剧式的和解”。黑格尔的这种动摇可以看作向现代悲剧意识的一种过渡。

　　芥川所揭示的良秀的内心冲突显然更多地受到近代和现代的悲剧意识的影响。芥川从学生时代起就沉浸于现代西方的哲学和艺术氛围之中，叔本华、尼采、斯特林堡等是他经常提到的名字，他还以基督教精神为题材写过一个悲剧故事——《奉教人之死》，这些都显示了他的视野中包容了西方近代和现代的悲剧精神。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他的《地狱变》中的悲剧冲突看作一种现代人的精神冲突。这就是前面所引的鲁迅说的“那些古代的故事经他改作之后，都注进新的生命去，便与现代人生出干系来了”的意思。然而，单是这样理解，似乎还不足以充分揭示这篇小说的特点。应当说，同样是现代人的精神冲突，芥川的《地狱变》也带上了日本民族的传统特色。这并不仅仅是指他的描写方式完全是日本式的，具有细腻、雅致、华丽、含蓄的特点，这种对人物内心微妙情感冲突的把握其实也正是日本文学的一个传统，只是芥川将它用西方现代的矛盾人格加以充实，发挥到极致了而已。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引证日本最古老的文学文本之一《古事记》中的一段故事。公元700多年成书的日本神话传说《古事记》中，就有这样一个类似于古希腊悲剧《安提戈涅》的故事，说垂仁天皇的宠妃沙本姬的哥哥想篡夺皇位，怂恿沙本姬趁天皇熟睡时杀掉天皇，但沙本姬不忍心下手，导致阴谋败露，天皇派兵包围了沙本姬哥哥的城堡。但沙本姬却私下投奔城堡，生下了小皇子，又在阵前把皇子抱给天皇看，托付了养育孩子、给孩子取名及天皇续娶的后事，然后返回城堡与哥哥死在一起。同样是两种相互冲突的伦理力量（亲情和国家王法），同样是当事人的死达成了这两种伦理力量的和解，但沙本姬与安提戈涅不同，她不是只代表冲突的一方，而是同时代表双方，使这两种观念的冲突在她自己一个人的内心中剧烈地纠缠，并以自己决绝的死同时彰显了两种伦理价值的伟大和神圣。不过，由于古人思想感情的朴素性，以及日本古代文献用汉字书写，行文非常简洁，不可能深入人物内心深处和各种细节，所以这个故事并没有像现代悲剧那样着力渲染人物在痛苦中的内心感受，只是采用对外部动作和语言的白描来表现和暗示人物的内心活动。芥川《地狱变》的悲剧则正是在这方面对日本传统悲剧意识的一个大的提升，它突出表现了主人公那细致而复杂的内心冲突。但他并没有采用大段的内心独白或心理描写的手法，仍然是东方式的外部形态描写，只不过这种描写比起古代作品的白描来要更加富有情节和色彩。他依托了各种外部环境的烘托和气氛的营造来表现人物的内心，却没有一句直接抒发内心情感的话，从头至尾都是通过外人的评论和细细描写事情本身的发展进程让读者去猜测人物的思想，这具有典型的日本式的含蓄。所以，芥川龙之介的这部作品可以称得上是古今、东西艺术精神相互完美融合的结晶。

芥川龙之介饱受折磨的一生

　　“人生比地狱还像地狱。”“人生不如一行波德莱尔。”这两句话都出自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之口，可以说是这位阴郁的作家对自己人生的注解。1927年，年仅35岁的芥川龙之介服药自尽，结束了自己饱受折磨的一生。

精神失常的生母

　　1892年3月1日，芥川龙之介出生于日本东京。原姓新原，生父经商，家境还算殷实。在芥川出生的前一年，他6岁的姐姐因病去世，因而中年得子的父母对芥川宠爱有加。然而好景不长，芥川刚出生7个月，母亲就突发精神疾病。后来，直到芥川10岁那年，母亲才离世，整整疯了十年。

　　母亲发疯后，年幼的芥川就被寄养在舅舅芥川道章家。在本该被呵护的年纪，芥川从未得到过来自母亲的温暖，这种情感缺失成了他一生都难以抚平的创伤。在《点鬼簿》中，他曾说：

　　我母亲是个疯子。我从未对母亲有过骨肉之情……从未被母亲照料过。

　　“疯子的儿子”是他不想承认却甩不掉的标签。生活在母亲发疯的阴影下的童年，似乎就注定了芥川一生阴郁的底色。他曾在《侏儒的话》中写道：

　　人生悲剧的第一幕始于成为父母子女。

寄人篱下的童年

　　芥川7岁时，他的小姨嫁给了芥川的生父，并生下了二弟，根据当年的司法裁定，芥川被正式过继给舅舅，改姓芥川。虽然舅舅一家人都对芥川很好，但长期寄人篱下的生活，还是使年幼的芥川变得异常敏感。芥川总是乖巧懂事，顺从听话，凡事隐忍。这也导致了他日后压抑的个性，成了他终生的枷锁。

　　在留给好友的一封遗书中，芥川如此写道：

　　我是人家的养子，从未说过真正任性的话。现在我要自杀了。这或许就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任性行为。我也像所有的青年那样，有过种种梦想。可如今看来，我总还是个疯子的儿子。

一生中难得的亮色

　　芥川天资聪颖，加上对养父母怀着近似讨好的孝顺，他从小就努力刻苦，因此在学生生涯中一直是令人艳羡的佼佼者。

　　1910年，18岁的芥川更是以优异的成绩免试进入第一高等学校文科。

　　1913年，芥川进入东京帝国大学英语文学系。在这里他遍读莫泊桑、波德莱尔、易卜生、托尔斯泰、萧伯纳、斯特林堡等人的著作，也认识了日后的挚友久米正雄、菊池宽、松冈让等人。和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浸润在文学中的这段日子成了芥川生命中难得的亮色。

以向家族妥协告终的初恋

　　1914年的夏天，芥川爱上了一个叫吉田弥生的姑娘，他对这段感情非常认真。但在得知芥川的恋情后，芥川家族表现出了强烈的反对，尤其是芥川最最敬爱的姨母。芥川和姨母的感情最为深厚，为了顾及姨母的感受，他还是选择和初恋分开。他放弃了自己的初恋，成全了包括姨母在内的芥川家族的“自私”。芥川曾毫无保留地表露过这样的无奈：

　　他的姑妈常常跟他在楼上吵架。他的养父养母有时出面调解。可是他最爱这位姑妈。姑妈终身未嫁，当他二十岁的时候，她已接近六十岁了。他在某郊外的楼上屡屡思索：莫非相爱的人就得彼此折磨吗？

　　这段以芥川的妥协告终的恋爱，这种身不由己的无奈，加深了芥川日后的痛苦。后来，他曾坦言后悔自己的过分孝顺，在给孩子们的遗书中留言道：

　　你们要孝顺你们的母亲，但也没必要为了孝顺而委曲求全。这样反倒能让你们的母亲度过幸福的晚年。

早早洞悉人性阴暗面的天才

　　情场失意之后的芥川开始投身创作，他曾回忆道：

　　当时在写的小说是《罗生门》与《鼻子》两篇。从半年前开始，拘泥于恋爱问题的影响，独处时便情绪消沉，因此想写尽可能与现状隔离、尽可能愉快的小说。因此首先从《今昔物语集》取材，写了这两个短篇。

　　复杂的家庭背景让早慧、敏感的芥川对世界、人性有一种惊人的洞察能力。1915年，年仅23岁的他，便凭借写透复杂人性的短篇小说《罗生门》在日本文坛崭露头角，并得到了前辈夏目漱石的赏识。次年5月，他便出版了人生中第一部短篇集《罗生门》。同年11月，又出版了第二部短篇集《烟草与魔鬼》。

　　这份敏感，给芥川带来的除了无与伦比的才华，还有极度的痛苦。人性的阴暗面、价值的扭曲、社会的不公，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黑暗，是芥川眼中难以忍受的刺。同时，因为心性脆弱，他又很难坚定地去改变世界，只能将这种矛盾和痛苦深埋内心。即使写到人性中善良的一面，他对道德的约束和理性的力量也持悲观的态度。因此，在他的小说中，人只要遇到危机，趋利的本能就很容易被暴露出来。这种对人性的怀疑使他陷入更深的不安中。

常年饱受折磨的病体

　　1919年3月，芥川辞去了海军机关学校的教职，开始专心创作。此时的芥川尝试突破自己，但却佳作不多。1921年，芥川曾游历中国，约见过胡适、章炳麟等人，出版了《中国游记》。但本就羸弱的芥川在旅途中身体频频出现状况。此后6年，芥川更是因神经衰弱、胃痉挛、肠炎、心悸失眠等身体上的不适而饱受折磨。他曾在《鹄沼杂记》中这样形容道：

　　我在顺着风向倾斜的松林中发现一栋白色的西式住宅。可是住宅却斜立着。我以为是我的眼睛有问题，然而反复观察之后，住宅还是斜立的。这实在令人害怕。

　　后来，芥川的神经衰弱和失眠症越来越严重，甚至开始出现幻觉。在最后时期的作品《齿轮》里，芥川描绘了主人公行将就木的精神状态，包括被迫害妄想症、紧张不安和幻觉、濒临崩溃的神经，这些几乎是他自己的真实写照……这样的精神状态严重影响了芥川的创作，躺在床上不能动弹的他写道：

　　想写作，因病弱而不能；痛苦，亦因病弱而益甚。

至亲、好友的悲剧带来的致命打击

　　1927年，是芥川龙之介生命中的最后一年。这一年他遭遇了两件事，一件是姐夫的自杀，另一件是好友的发疯，无疑都加速了芥川的离开。

　　1月，芥川二姐家中的房子失火，而姐夫在此前不久为房子投过巨额保险金，因此被怀疑是故意纵火，不堪屈辱的姐夫选择了卧轨自杀。姐夫死后，芥川承担下照顾姐姐及其孩子，并且偿还巨额债务的责任，这样生活的重担让本就脆弱的芥川濒临精神上的崩溃。

　　同年6月，芥川好友宇野浩二精神失常。看到昔日好友发疯的模样，母亲发疯留给芥川的阴影再次发作。他无比害怕自己会和母亲、好友一样发疯，又觉得这一天必将到来。这种恐惧使得芥川更加决然地踏上自我毁灭之路，在带有强烈自传色彩的《某傻子的一生》中，他写道：

　　他的前途不是发疯就是自杀。

　　1927年，7月24日，芥川于家中服用过量安眠药，沉沉睡去，不再醒来。这个饱受折磨的天才结束了他绚丽而短暂的一生。

施小炜 译后记

　　《中国游记》，芥川龙之介（1892—1927）著，1925年11月3日由改造社出版于东京，正文共265页。全篇共由《上海游记》、《江南游记》、《长江游记》、《北京日记抄》、《杂信一束》五部分构成。其中《上海游记》系归国后立即动手写作，连载于《大阪每日新闻》（1921年8月至9月）。大约三个月后，《江南游记》开始在《大阪每日新闻》上连载（1922年1月至2月），这两篇游记占了全书约九成的分量。《长江游记》则在事隔三年之后执笔，发表于《女性》杂志1924年9月号，但未得完成。《北京日记抄》最初刊载于1925年6月号《改造》杂志，而《杂信一束》则是初次公开发表。

　　在日本作家中，芥川龙之介相对而言，是较为海内读书界所熟悉的名字。他的不少作品都被译成了中文，介绍给我国读者。芥川生于1892年，其成长期恰与日本教育制度的变革期相重叠，可以说是尚注重汉学修养的教育制度培育的最后一代知识分子。因此芥川的中国古典文学功底相当深厚，这在《中国游记》中也随处有所表现。他还能作汉诗，并且也曾取材于《聊斋志异》、《剪灯新话》等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写过七个短篇小说。而且他的西文水平也颇高，毕业于东京帝大英文系，来华时在北京会见过胡适，连留美多年的胡适也在日记中称赞芥川英文说得流利。此外芥川还能阅读德文和法文。

　　1918年2月芥川辞去教职，成为大阪每日新闻社社友，翌年3月成为正式社员，无须出勤，但却按月领取薪水130元，稿费另付；条件是可以随意在任何杂志上发表作品，但报纸只能以《大阪每日新闻》为唯一的发表媒介。芥川从此开始了职业作家的生涯。1921年年初，芥川龙之介受大阪每日新闻社派遣，以海外视察员身份访华。访问中国，本是芥川的多年夙愿，早在第一高等学校读书时，他就在致友人的信中表露过这一心愿。3月19日，芥川离开东京，预定取道九州的门司港登舟，泛海来华。其实他数日前偶染风寒，至18号仍尚未痊愈。但芥川访华心切，抱病出征。结果在车中感冒复发，高热不退，无奈只得在大阪下车，疗养了一个星期后，再度登程，28日在门司（今北九州市）搭乘筑后号，30日午后抵达上海，开始了长达120余日的漫游。但在上海旋又旧病复发，4月1日被诊断为干性肋膜炎，当即住进日本医师开设的里见医院，蛰居了三周，直到21日方病瘥出院。出师不利、病魔缠身，对芥川的情绪自然会有所影响；加之他尽管熟悉汉籍，对中国的现实却不甚了了。而期望越高，面对现实的落差时，失望也势必就越大。了解了这些情况，对于阅读、理解《中国游记》会有所帮助。

　　芥川龙之介是位著名的美文家，一部《中国游记》便充分表现了他刻意求工、别出机杼，不肯落前人窠臼的风格。在这部游记中，芥川力避平铺直叙的呆滞、俗套，运用了对话（上海游记·十二，江南游记·十九、二十），书信（上海游记·十四、江南游记·十二），戏剧（上海游记·二十），手记（上海游记·十八、江南游记·二十）等多种体裁，跌宕多姿，变幻有致，读来颇觉新颖。而在文体上，《北京日记抄》的全文，以及《上海游记》、《江南游记》的部分章节，则又有意采用拟古文体写成，即基本上是文言文的形式，词汇上却间或使用一些现代语汇，与整体的口语文体形成奇妙的反差，酿出一种独特的韵味。为了再现原著的风格，译者在移译时，也做了一些努力，试图表现芥川语言与体裁的变化；对拟古体的部分，也尝试用文言译出。但毕竟功力不逮，每每弄巧成拙、不尽人意，还请大方不吝赐教。

施小炜

1998年9月于呷奔国暗疏乡

鲁迅、方光焘、夏丏尊

由于年代久远，找不到导读书序….

青禾、王轶超、吴树文

这些译者很懒，没有留下导读书序….

佚名

如何阅读芥川龙之介

　　芥川龙之介（以下简称芥川），大概是中国读者最熟悉的几个日本作家之一，不仅因为鲁迅先生20世纪20年代已经把他的经典作品译介过来了，还因为每年两次评选的文学奖项“芥川奖”，以及黑泽明那部家喻户晓的电影《罗生门》。国内对芥川的研究，也已相当充分，学术网站充斥着各种角度与篇幅的解读和研究。但是我老感觉，阅读芥川的人虽多，可阅读芥川作品的方式却相对单调。

　　芥川出生于1892年的东京，生命止步于35岁，创作时间满打满算也就12年左右，留下小说148篇、小品文55篇、随笔66篇，以及大量的评论、游记、散文、诗歌、札记、俳句等，他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留下诸多名篇佳作、成为一代文学大家，在文学史上也算比较罕见。

　　芥川尽管极富天才且成名甚早——刚一发表作品，就得到夏目漱石这样的大文学家赏识——但整体而言他这一辈子过得并不开心，要不然，他也不会用自杀这种惨烈的方式结束生命。芥川的个人生命史，充满戏剧性和神秘感，他经历过母亲疯癫、寄养、恋爱受家人阻挠、疾病等各种糟心事。读者因此特别想一探究竟，而研究者也喜欢在他的作品和个人生命史之间寻找关联。

　　作家个人生活中的遭遇，会不会影响他的写作，然后体现在他的作品中呢？当然会，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如果文学研究或是一般性的阅读，就是去查找作品中的思想和作家生活中的事件之间的对应关系，未免就有点无聊和单调了。遗憾的是，这种查找对应关系的阅读，似乎成了今天许多人阅读芥川作品的主流方式。

　　而我想说的是，其实芥川的作品，并不需要他个人生活的传奇色彩夹持，就一样充满着非凡的吸引力。阅读芥川作品之前，最好先别去看他的人生经历或是八卦，那只会破坏和干扰你初次阅读后，或震撼或惊悚的珍贵感受。这就是钱锺书说的，“如果你吃到一个鸡蛋，觉得好吃，你又何必去认识下蛋的母鸡呢？”读者作为一个完全不认识他的“新人”，只要愿意沉浸阅读他写的一篇篇小说中，就足以感受到芥川的魔力。

　　那么，芥川的作品，对于一个“新人”读者的非凡吸引力到底在哪呢？这就要想想自己在读完他的《罗生门》《竹林中》《鼻子》《戏作三昧》《地狱变》等作品后脑海中会留下什么了。我今天主要以《罗生门》和《地狱变》为例，来讲述我初读芥川之后的感受，以及芥川作品的魅力所在。

　　《罗生门》这篇小说，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并不是“极端利己主义”“乱世中扭曲的人性”或“生存或强盗”这些抽象的东西——这都是后来的一些研究者总结出来的，而是作品中“门楼里胡乱抛弃着几具尸体”“老妪薅死人头发做成假发卖钱”“死者生前将蛇切成四寸晒干当干鱼卖”“仆役剥下老妪的衣服”这些令我毛骨悚然的具体情景。

　　读完之后，这些情景就跟钉子一样，深深扎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而且多年来忘却不了。尤其是“老妪薅死人头发做成假发卖钱”这一情景，估计大部分读者跟我一样，都是初次知道还有这样的人间事吧。这一情景让我恶心、恐惧，但无论如何自此再难忘却。不用怀疑，这就是文学的魅力——像电流一样强击读者大脑皮层。需要达到这样的效果，除了故事情景本身需要足够创新也就是具备“陌生感”外，还需要有足够的笔力，冲击读者求生、爱欲等人性本能。

　　《罗生门》这一故事，并非芥川龙之介的原创，而是取材于日本平安时代末期的民间传说故事集《今昔物语》。值得一提的是，芥川创作早期写了不少历史小说，多是“故事新编”，多取材于《今昔物语》《聊斋志异》等古典作品，其中包括他最著名的小说《罗生门》《竹林中》和《鼻子》。以《罗生门》为例，主要取材于《今昔物语》第二十九卷和第三十一卷的两个故事：《在罗城门楼上发现死人的盗贼》和《在东宫侍卫班房门前卖鱼的老妪》，其中“老妪薅死人头发做成假发卖钱”这一情景，就来自第一个故事。

　　芥川的厉害在于，将这些已经差不多被人遗忘的故事挑选出来，重新加以整合，再用高超的语言艺术呈现给读者。注意，这并不是容易的事，因为世间故事繁多，从浩瀚的故事之海中挑选能钉入读者大脑皮层的情节和景象，本身就需要洞悉人性的锐利眼光，更别说高超的整合和语言艺术了。

　　我们可以再以《罗生门》为例，来感受下芥川的语言魅力。

　　比如，为了凸显出“门楼里胡乱抛弃着几具尸体”这一情景的冲击力，芥川没有用上帝视角进行白描，而是以仆役恐惧和探寻的视角呈现：

　　“火光够到的范围比料想的狭窄，所以弄不清楚有几具。不过，模模糊糊地能知道，其中既有赤裸裸的，也有穿着衣裳的尸体。当然，好像男女混杂。而且，这些尸体都宛如用泥捏的偶人一般，张着嘴，摊开胳膊，甚至让人怀疑他们曾经是活人。朦朦胧胧的火光投射到肩膀和胸脯那突起的部位，低凹部位的阴影就越发暗淡了，永远像哑巴似的沉默着。”

　　我阅读这段描写的过程中，已经完全代入了仆役的角色，夹杂着惊奇和惊悚。尤其“朦朦胧胧的火光投射到肩膀和胸脯那突起的部位，低凹部位的阴影就越发暗淡了，永远像哑巴似的沉默着”这句，让我倒吸一口凉气。接着回顾、重读一次后，就剩下五体投地的拜服了。

　　再比如，为了表现仆役严词逼问下老妪嗫嚅和慌张的神态，芥川是这样写的：

　　“于是，老妪那双圆睁的眼睛睁得更大了，凝视着仆役的脸。用一双眼睑发红、目光像鸷鸟一般锐利的眼睛看着他。皱纹密布，几乎跟鼻子连起来的嘴唇，犹如咀嚼似的吧嗒着。瞧得见尖尖的喉结在细细的嗓窝子那儿蠕动。”

　　大家如果无法完全体会这段描述的妙处，可以去网上检索下“鸷鸟”的图片，看完后，相信你立刻就能感受到芥川作为文学语言大师的魅力。鸷鸟，不是一种具体的鸟，而是泛指凶猛的鸟，比如鹰、雕之类。“发红、目光像鸷鸟一般锐利的眼睛”，形容一位被人抓住把柄但又不失狡猾和歹毒的老妪，极其贴切却不落俗套。

　　跟《罗生门》一样，《地狱变》也是芥川取材于古籍的短篇小说，不过不是《今昔物语》，而是《宁治拾遗物语》。这篇小说，也同样有着令人过目不忘的情景，比如“画家良秀为了画五趣生死图，在街头观察、临摹半腐烂的尸体”“良秀放出蛇咬弟子、放猫头鹰去啄弟子，以此来还原他想象中的地狱景象”，最疯狂的情节出现在故事最后，“为了画出绝世佳作地狱屏风画，良秀旁观着自己心爱的女儿被绑在槟榔毛车上活活烧死的景象”。

　　这些匪夷所思的情景，都是为了表现古怪丑陋的良秀如何痴迷于艺术，无一不是会让人心里一咯噔的情景，每一个都能强力地击中读者的大脑皮层，并准确地触发人性中的求生本能。

　　再来说说这篇小说中的语言魅力。芥川在这篇小说中使用的是第一人称，化身为小说中“侯爷”的一位无关紧要的老仆人，用“我”来讲述所见所闻。

　　小说中出现“我”，其实非常危险，不太好把握，很容易令读者“出戏”，但运用得当，也能带来“进退自如”的好处：既可往深了走，给人一种切近的现场感，又能止于表面，留出空间，引发读者无限遐想。

　　我们分别举例说明。这篇小说中，我印象比较深的一段是“我”在某天夜里撞见良秀的女儿被一个“慌忙远去的另一个人”性侵的情景。芥川是这样写的：

　　“那就是良秀的闺女，倒也无须特地交代。然而那个晚上该女子恰像换了个人，生气勃勃地映入我的眼帘。双目圆睁，闪着光，两颊看上去也燃红了。加以裙裤和衣衫凌乱不堪，一反平素的稚气，甚至平添了妖媚。这确实是良秀的那个纤弱、凡事都谦和谨慎的闺女吗？——我倚着拉门，边凝视月光中美少女的倩影，边把慌忙远去的另一个人的脚步声当作能指认的东西似的指着，静悄悄地以眼神询问那是谁。

　　姑娘当即咬着嘴唇，默默地摇头，那神态仿佛确实心有不甘。”

　　这段描述，能非常清晰地看出良秀女儿被性侵的事实，但妙处就在于当时为夜里，所以“我”只模模糊糊看见“慌忙远去的另一个人”的背影，而始终无法确知那人是谁。文章中良秀女儿始终没说，“我”因此到最后也没能知晓。这就是“我”这个视角激发读者联想的妙处。所以这篇1918年发表的小说，一直到现在，还能刺激读者去猜想，有人说那人是残忍自大的侯爷，但也有人说那是画痴良秀。

　　小说中的“我”的另一个妙处，是可给人带来切近的现场感。在这篇小说中，这个妙处则主要体现在良秀看见女儿被活活烧死的那一幕。芥川是这样写的：

　　“良秀当时的表情，我至今不能忘怀。他不由得想朝车子那边奔过去，却在着火的那一瞬间，停下脚步，依然伸着双手，像被吸住似的，直勾勾地盯着吞噬车子的烈火浓烟。他浑身披着火光，那张布满皱纹的丑陋面孔，就连胡须梢儿都能看个分明。然而，不论是那双张得大大的眼睛里，还是歪斜的嘴唇边儿上，抑或是两颊肌肉那不停的抽搐，脸上历历表露出良秀心中所交集的恐惧、悲愤与惊讶。哪怕是即将问斩的强盗，乃至被拉到阎王殿之十恶不赦的罪人，都不会显出如此痛苦的神态。就连强悍刚猛的武士也为之色变，战战兢兢地仰望着侯爷的脸。”

　　这是一段“以外在描述刻画人物内心”的神来之笔，令人拍案叫绝，仅仅以“我”之所见表象，就令读者跟着“我”，准确地洞悉良秀当时“恐惧、悲愤与惊讶”的心境。

　　芥川的作品中，类似让人惊叹的语句不要太多，不过我实在不宜剧透太多，大家可以自己去看、去体会。芥川的小说，多是短篇，故事情节都不算复杂，其中的妙处，有时候需要读者静下心反复读几遍才能感受到。

　　总之，我诚心邀请各位“新人”读者带着初始的惊奇感，去细细地品味芥川的作品，去体会那种冲击感。至于芥川作品表达了什么哲理、洞悉了什么样的人性规律，还有他不快乐的人生跟他的作品有什么关系，我倒是认为可以先放一边，不必过早了解。

“血钻故事”执行主编

注：其余译者的书序导读有空再补充，暂且告一段落，最近常常失眠，心烦意乱。（5/14/2022）